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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孤立,目前的畸形稳定,早晚会决堤。
支持国民政府的台柱是江浙财团。
这支地方势力,既能载舟亦能覆舟,连他父亲都晓得其中的利害,再怎样,也得罪不起的。
经国初到上海,虽然,“爷爷叔叔”
在国际饭店和他们礼貌了一下,可是真要用打击赣南绅士的手法,蛮干硬干一通,经国的道行,比起这群千年老道来,就不是对手。
象杜月笙的儿子杜维
屏之被捕,对人心的刺激诚然有功效,打击圈过分扩大的后果,一旦让他们集合起来反扑,兹事体大了。
共产党为了政治斗争的利益,当然,也不会放过经国的。
中共的策略,一则扣紧瓶头,不准“解放区”
的粮食及工业原料,流入都市消费中心,使生产和消费脱节;一则以高价收买金钞及民生必需品,造成粮荒,增加上海市民的恐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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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市场上的实际情况。
币制改革,生产萎缩了。
私有财产社会是为追逐利润而生产的,生产无利可图,而要赔累,必然不能维持生产。
币改前物价剧功,生产成本无法计算,生产过程较长的事业,都不能安稳生产。
物价突然停摆,尤其在一个偶然的,高低不一的地方歇下脚来,对生产更其不利。
最成问题的,是原料仰赖外地的生产事业,购买外汇突然增加百分之五十,捐税加重,运费加昂,成本涨,售价不涨,当然,难以为继,关门大吉。
即使,国内就地取材的工业原料,情形亦大同小异,内地农民,受够通货膨胀的教训,“重物轻币”
心理,根深蒂固,对于金圆券和限价没有信心。
要买原料,必须物物交换,或以银币支付,原料要以高于限价的价钱买进,多生产多损失,于是剩下减产的一条道路。
其次,游资压迫物价,金圆券出笼,日有增加。
此项资金,原先本质上是贮藏的财富,现则变成金圆券冲到流通中来。
原有法币转换金圆券不变,财政支出不
变,金圆券的动脉进出收回并不调匀,膨胀现象仍存在,因此游资在高涨,在寻求出路。
先从囤积之路,被检查所堵,只得远走高飞,往管制松的地方逃。
逃亡虽也被拦阻,但钻隙窜空,防范不易。
《大公报》在九月二十四日的一篇社论中警告说:“涌涌游资,不能导进正当的生产事业,有朝一日,必将冲毁管制的藩篱。”
商人的自卫战术,先是消极抵抗,把上海七百万市民的生活必需品藏起来,物价虽稳定,有市无货。
上海的西餐馆,因买不到鸡肉菜类,将西餐取消,改卖面包炒饭。
经管会手足失措之余,宣布限期登记存货。
九月三十日那天,曾动员五千六百人,组成一千六百二十八个小组,由市警局俞叔平局长担任总指挥,实施物资总检查,规定“如发现有隐匿未登记者,一律查封,若登记数量不符,或自行移动者,报督导处核办。”
执行当局的用意,是希望彻底掌握物资,防止奸商兴风作浪,兼可根据物资情况。
调节供应,收一石二鸟之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商人的反击策略,不是那样容易对付的,囤积技巧,层出不穷,有些商人利用火车来囤积,多付运费,让货物留在货车内,今日漫游无锡,明天开到镇江,活象一所活动仓库,俾蒙过检查人员的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