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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部分（第1页）

子牙，卒也，而《左》以为鸩。

诸如世次增添，事迹舛误，难以殚述。”

其持论甚辨，几於季本、郝敬、毛奇龄。

然《经》垂书法、《传》述事实。

必以《经》所不书即为增设，则河阳之狩，周天子真巡狩矣。

其论似通而实谬。

至於深文过当，凭臆率断。

如以隐为窃国，欺桓幼而攘之，垂涎十有馀年；以子同生为哀姜张本，自子生至妇入，见其过期不娶，昏姻不时；以季友志在奉僖，援齐得复，故贼闵公者乃季友非庆父；以齐崔杼之事，亦因景公附杼，故杼为立景而生逆谋；以昭公三十二年吴伐越乃南越芊姓，非於越之越：亦可谓果於自信者矣。

△《读左补义》·五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炳璋撰。

炳璋有《诗序补义》，已著录。

是书欲破说《春秋》者屈《经》从例之弊，谓《春秋》无例，《左传》所言之例皆史氏之旧文。

其凡有五：一曰西周旧典，二曰东迁后列国相沿之例，三曰鲁史自相传授之例，四曰霸国更定之例，五曰鲁君臣私定之例。

杜预所谓凡例皆周公之礼经，变例皆圣人之新意者，未为定论。

其援据颇典博，参考亦颇融贯。

然谓史氏相沿有此五例，左氏遂据以推测圣经可也？谓《春秋》全因五例之旧文，则圣人直录鲁史，不笔不削，何以云其义窃取？何以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观《襄公二十年传》甯殖曰“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甯殖出其君”

，而《经》书“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

卫侯出奔齐”

。

是亦不尽用策书之明证矣。

所注用社《解》者十之六七，兼采他说并参以己意，亦颇简洁。

而《传》后必附以说，简端又冠以评，或论事，或论文，如坊选古文之例，殊非注经之体也。

△《春秋经传类求》·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孙从添、过临汾同编。

从添号石芝，常熟人。

临汾，长洲人。

是书始刻於乾隆己卯。

取《春秋》三《传》及胡安国《传》分为一百二十门。

每门前列书法，后载事类，事类之中又自分《经》、《传》。

其《自述》谓本於苏轼“《春秋》当以类求”

一语。

虽亦欲发比事属辞之旨，然割裂繁碎，弥难寻检。

卷首列《春秋诸国图说》一篇，亦取之苏轼《指掌图》。

不知《指掌图》后人赝作，非轼书也。

△《春秋一得》·一卷（编修周永年家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