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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这次，我希望能够将你的这篇声明发表在我的书中。”

于是我重新投入研究之中，将那份声明改写成一份成熟的白皮书，题为“生物多样性与高产出农业的关系”

。

这份白皮书的主旨虽简单，却是我不断强调提高美国农民的生产率是更加全面、持续地应对全球饥饿问题关键的核心所在。

这并不是因为美国要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去喂饱世界上每一个饿肚子的人（我稍后会解释，在粮食没有保障的地区，粮食援助策略应转变为加大购买当地产粮的力度）。

美国高效、高产的农业不仅已经拯救了成千上万英亩的动植物家园，帮助稳定了粮食价格，还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在必要的时候为那些只能接受粮食援助的国家提供帮助。

按照中国、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它们的粮食需求也会跟着激增。

我们在增加产量，帮助供应这些市场的同时，也减轻了其他生态系统脆弱地区的生产压力。

同时，我们还将宝贵的粮食剩余储备了下来，以备不时只需。

阿丹米公司是我第一个却不是最后一个工作过的大型全球公司。

我还曾是康尼格拉公司（ConAgra）、林赛公司以及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Enterprises，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乐瓶装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之后，又加入了可口可乐母公司的董事会。

而且自1993年开始，我也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公司的议程常常将农业研究聚焦在大规模的生产上，我们也确实需要这方面的研究，这点我稍后会详述。

但是，当我看到一些对务农一无所知的经济学家或政治学者写的关于农业的文章，听到积极分子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将所有大型公司当作贪婪的庞然怪物，认为它们一定是在管制下才变得温驯，接受指令后才会提供援助，我总会觉得满腹委屈。

我认为在每一个行业都有聪明、开明的人，他们致力于如何抚平人类的创伤，如何满足人们的关键需求，以及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就同我们的全球生态系统一样，粮食经济同样受惠于多样性。

世界各地的农场经营条件、市场、当地人的品位和需求都各不相同。

我们需要餐桌上的每一个人同心协力，共抗饥饿。

故事6　　出身决定命运

2004年，我母亲苏珊·汤普森·巴菲特接受了查理·罗斯（CharlieRose）的采访，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接受电视采访。

一些看了那个节目的人注意到了她轻微的语言障碍，猜想她可能中过风。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那时，她刚从与口腔癌的斗争中恢复过来。

手术之后，她开始重新学习说话，并且进步很大，但这对她而言其实很费劲。

幸运的是，病痛并未让她犀利而善意的幽默有丝毫减损。

记得有一次，她面带淘气的笑容，打趣地聊到我父亲，以及他俩之间的趣事：“我以为我会嫁给一个为人类做出宝贵贡献的人，比如牧师或医生，结果我嫁给了一个赚大钱的人。

这跟我的初衷似乎有点儿背道而驰，但我知道他的为人，这世界上没有谁比他更好了。

所以，至于他会赚钱这个事嘛，我也就将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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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那一年晚些时候，她因为脑出血去世了。

当时她和我父亲正在怀俄明州拜访他们的朋友，所以她去世时他俩是在一起的。

后来，我们的朋友——也是大牌摇滚明星U2乐队里的博诺，还在她的葬礼上唱了歌。

作为一个不看重金钱的女人，她在2004年《福布斯》富豪榜上排名第153位，并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价值30亿美元的股份。

我们家族与慈善事业的紧密联系，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令记者和其他人感到无比好奇。

我父亲就曾公开说过，他绝不会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