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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1页）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

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

——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

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

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

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

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

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

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

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

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

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

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

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

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

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

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

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

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

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

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

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

于是刘福通请“甲主”

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

“甲主”

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

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

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