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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3页）

希特勒在国内夺取政权不到四个月，便向帝国边界以外的德意志人直接发出第一次呼吁。

1936年内战爆发以后，西班牙政府搜查了AO设在巴塞罗那的办事处，没收和公布了办事处的文件，因而官方否认民族统一和帝国主义目的的声明业已信誉扫地。

许多国外德意志人的组织，就象许多各色各样的德国组织一样，都是多余的，无效的。

拉丁美洲纳粹党的许多庞大的分支机构是如此，美国的德美人民同盟和加拿大的德意志同盟收效不大的活动也都是如此。

但是它在欧洲却产生了结果，在德国夺取政权四个月之后但泽就已纳粹化，奥地利的纳粹化则为德奥合并作了准备，通过苏台德区德意志人分裂了捷克斯洛伐克，在整个东欧调动德意志少数民族，渗入挪威并使之瘫痪。

这些不可能象党的建设和对魏玛共和国的侵蚀那样直接地归之于希特勒的成就，这些成就来源于他赋予德国人的自然趋势以动力，促进了德国人勤奋努力、盲目服从、扩张组织的天性。

尽管如此，精神和目的都是他的。

不论是谁，要是他想象社会主义是叛乱和蛊惑群众，那他就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他在1934年说＇。

革命不是民众游戏。

革命是艰苦的工作。

群众只看到成果，却不知道，也应该不知道，在迈出新的一步之前需要作的无法计算的看不到的劳动。

除了理论动力和宣传技术以外，纳粹政府制度的轮廓是扩大为全国范围的匪徒行径。

它的主要刺激之一是有组织的贪污，在它最有力的压制手段中就是间谍活动和个人讹诈。

这些都发展了，着眼于把它们用于国际政治中，但是它们的效力在德国以外就减少了，而希特勒对外的成功可归因于他的天才的其他方面，而不是归因于世界名人丑闻的全套卡片索引这个构想。

国际影响中更重要的是希特勒政府的特殊方法，促使别人闹翻以坐收渔人之利，以及造成下属之间互相敌对。

象弗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大量设置相互矛盾的任务和相互冲突的机构；不过由于种种超出了希特勒的道义和政治哲学范畴的原因，结果在德国不是和谐协调而是离心离德，铁板一块的纳粹国家在战争的重压下分解了，如特雷弗…罗珀所描述的，成为“私人帝国、私人军队，私人情报机构的混乱状态”

。

1939年，这一过程远未结束，但是从希特勒上台执政以来，外交政策一直是通过相互矛盾的机构在执行，而且涉及个人竞争。

1933年，纳粹扩张的思想家罗森贝格被任命为负责纳粹党的外事局，该局在对外宣传国家社会主义的伪装下组织对国外进行渗透。

正式的外交部从1932年到1938年仍属于牛赖特领导，维持外交门面。

但是牛赖特有一个妒忌的对手，就是里宾特洛甫，他作为希特勒的无任所大使执行一条独立的路线，而且终于取代牛赖特担任外交部长。

此外，戈林作为空军首脑和帝国国防会议主席，也是一个显著的外交人物，时而宴请访问柏林的贵客，时而在外国首都同统治者们会谈。

影响的多样性引起英国政客们的错觉，以为希特勒是个幻想家，听信了错主意，或者只听到极端主义的下属的不完全的情报，以为里宾特洛甫是个有不良影响的人，或者戈林是个有温和影响的人。

但是实际上，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从来没有一项不是希特勒的，他的政策鼓舞了并包括了他的部长们的阴谋，它也不需要外部的邪恶影响来加强，时机一到，他个人就单独作出决定。

第三，希特勒具有一种最高度的政治艺术：在权力斗争中的绝对驾驭能力。

其主要的源泉是他那异乎寻常的意志力。

此外，他在操纵驾驭中策略上的能屈能伸和圆滑灵活，觉察敌人弱点和他们很可能作出的反应，等待时机和在进行打击前迷惑敌人时的逢迎随顺，都有拿破仑的水平。

虽然希特勒靠直觉行动，而且远远缺乏象拿破仑那样在广阔视野的明察秋毫的能力，但他把权力政治作为他的研究对象，他深知个中道理，他对权力政治留下了象马基雅弗利那样深入和持久的名言，例如以下的原则：谎言越大，群众越易受骗；一个精明的征服者将分阶段地进行勒索。

他在1939年获得威望的主要源泉是他的政治眼光，他对行动的时机的识别，这在德国称之为他的敏锐感觉。

在1933年以来对外关系连续发生的危机中，他的意见经常是对的，而他的政治和军事顾问们却是错的。

他预先通知帝国政府有关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是退出国际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