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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

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3）

克鲁格曼历来是一个处在漩涡中心的人，当20世纪90年代初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经济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却于1994年发表了那篇不合时宜的著名文章《亚洲奇迹的神话》，他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的增长率是建立在大规模资本和密集劳动的投入上的，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也缺少健全有效的制度支持，所以这种增长是不可能长期保持的。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是不久以后，亚洲就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

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8次，总印数达120万。

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一定获诺贝尔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样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著名的专栏作家似乎都从属于某个时代，比如沃尔特·李普曼书写了战后美国，约瑟夫·克拉夫记录了越战，乔治·威尔是里根时代的产物——而克鲁格曼的专栏则是针对小布什政府。

当然对于小布什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自他上台之后就有这样一个人一周两次在《纽约时报》接连不断地对现政府进行声讨。

克鲁格曼认为小布什就是个骗子，并且一直玩弄着愚昧大众的把戏。

从加州能源危机、安然事件、国土安全部的设立到后来的减税政策以及战争——克鲁格曼经常在大众媒体人云亦云的时候一针见血——2001年3月他指出加州的能源危机是假象，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对于市场的操纵显然是罪魁祸首，而并不像媒体普遍认同的那样，一切是因为官僚机制和环境法案的限制造成的。

“那些公司要么是圣人要么就是奸商”

——12个月之后安然倒闭，接连三次针对加州危机的联邦调查和对于相关人员的指控证明克鲁格曼在此之前的论断完全正确。

关于布什的减税计划，克鲁格曼冷嘲热讽的专栏加起来足足有一本书。

他说40％减免的税收会流向1％的美国富人，可布什却说减税的收益者会是美国的中产阶级——指责布什减税的大有人在，但是没有人像克鲁格曼那样坚持不懈保持极高频率的抨击，并且还列举出充分的数字进行证明。

他确实在2001年5月针对布什的减税政策不依不饶地出了一本书：《荒唐的数学：布什减税政策指南》。

会写作的经济学家通常都是决策者的红人，从萨缪尔森、弗里德曼到福山，从这点上看克鲁格曼很不幸。

他历经了三届政府，但是从里根到克林顿到小布什，没有一个人觉得克鲁格曼可以真正值得信任，尽管他早在1982年就加入了里根政府的经济咨询委员会CEA，在1991年得到了杰出青年经济学家奖章并对新时代的贸易研究作出重要贡献。

1992年克鲁格曼为帮助克林顿竞选，曾经应邀在《时代》杂志上为克林顿的经济计划作出解释和辩护。

当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克林顿政府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的当然人选。

最后克林顿如愿胜出，而当上经咨会主席的却是劳拉·泰森。

克林顿政府的官员透露说克鲁格曼太随心所欲了，他曾经在拉里·金的脱口秀中说克林顿的小石城经济峰会毫无意义，而这显然不是克林顿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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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的批判与反省（4）

后来这位在耶鲁和MIT受过专业经济学教育的犹太裔美国人在普林斯顿长住。

他有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埋头给《纽约时报》写专栏，他自己做事实积累和数据分析，很少引用别人的话，也不参与社会活动，更不用说各处去采访知名人士征求意见。

在华盛顿两次失意之后，克鲁格曼坦言政府工作经历最大的好处是让他真正看清楚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指导经济决策。

他称那些人为“政策经营者”

——一群缺乏学术背景的活动家和新闻记者。

真正的经济学家懂得政治和学术的区别，而政策经营者则喜欢在一些半通俗的报纸杂志上写评论，不负责任地对系统的知识分析含糊其辞并导致了所谓的流行的国际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