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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贫穷国家采取某种形式的国家导向，它们似乎只需要模仿那些富裕经济所提供的充满希望的目标，即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和产业，与那些拥有廉价但易于训练和工作积极性高的工人的本地企业相比，它们在竞争优势上略低一筹，只要这些本地企业能够获得外国技术和必要的资本设备。

国家导向对精英集团和政府官僚也具有吸引力，不仅仅是因为当他们好像是在或者实际上的确在“管理”

本地经济时，他们的权力得到提升，而且，当国家要求创办和经营企业需要得到许可时，这便为贿赂打开了大门，为这些集团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

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要将国家导向作为既快又好的应对增长挑战的手段时，我们劝他们三思而后行。

即便是中国大陆过去20年里经济实力的增长，也不能说明国家导向对经济增长非常必要。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的确不符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国家导向型经济，在这里，中央政府似乎通过几大国有银行为一些行业中经过挑选的、享受优惠待遇的企业提供投资资金。

而且，中国经济的有些部门，主要是能源和农业，是由政府直接管理或所有的，因而保持着中央计划管理。

就农业来说，中国政府仍然保持长达30年的土地承包期，没有给农民们明确的土地所有权，这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投资和改善的激励，从而也加剧了城市和农村人口的贫富差距。

然而，在过去三十年中，我国领导人已经另辟蹊径，鼓励企业家活动。

不管是出于设计，还是出于必需，中央已经将经济和政治的决策权下放给省和市政府，这些政府反过来利用它们被扩大的自由参与生产性活动，以及为某些本地的私营“明星企业”

提供许可、激励以及其他优惠（这些好处通常是靠“灰色支付”

，或者不太礼貌的说法，靠贿赂购买来的）。

但是，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容忍了无数其他企业家型实体的出现，这些企业主要在中国较富裕的东部地区大量生产，至少按照一种衡量指标，到2003年，中小企业占到了中国经济GDP的一半。

但是，中国的模式也许是独一无二的案例，因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中央计划的传统。

此外，中国尽管并不完全具有我们在前文中提出的、一种成功的企业家型经济所必需的两个要素，但它还是取得了进步：这两个要素是有效实施的产权和合约权，能够为企业家提供资本用于支持其企业的金融体系。

中国的法律体系仍在改善过程中，正式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官方的国有银行——不给新企业贷款，但却继续将资金提供给国有企业（虽然这种现象应当改变，因为作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部分承诺，国有银行将在2007年时实现私有化）。

结果是，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通常靠高利贷或从非正规的金融部门或投资者那里借款（包括家庭和朋友）来支撑自己的企业。

非正规的法律和融资将逐渐达到其极限，为了使中国的企业家活动达到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必须发展更为正式的经营企业的方式。

外国投资者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随着更多的中国企业与他们打交道，正式的法律和融资应当逐渐覆盖到中小企业那里。

中国的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对外国投资者采取的欢迎姿态。

投资者们也做出了回应，向我国投入了大量的、不断增长的资金、人才和技术。

到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2004年一年就吸引了超过600亿美元的资金。

虽然对合同与产权的保护以及支撑这些制度的法庭都远不理想，而且*现象很普遍，但外国投资者还在继续涌入中国，这一点令人吃惊。

我们对这种古怪现象的最好解释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巨大国内市场使这个国家“大的难以被错过”

，因此，投资者们看上去很乐于等待法律和制度体系的改善。

中国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内容，同意做出必要的改变，进一步开放其经济中一直限制外国进入的部分（主要是金融服务），使投资者相信他们的希望能够实现。

谁葬送了华尔街（1）

美国历史上至今发生过六次大的经济危机。

第一次是1907年，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举债收购联合国铜业公司失利，传言尼克伯克将破产，华尔街陷入大恐慌。

银行家摩根组织银行家联盟，向银行提供贷款，并收购股票。

美国财政部动用3500万美元救市，这次救市导致了1914年美联储系统的诞生。

第二次是1929年，在这一年的大萧条中，美国股市崩溃，约有9000家银行倒闭。

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银行业歇业三天，签署《1933年银行法》设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