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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从英雄到叛徒（第2页）

那天下午，我刚做完报告，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袁国孝，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

’我一看是我们边防站的卫生员丁殿勋，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

可我还是普通一兵。

’

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

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是战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

他显得有些恢心，说，‘我真倒霉，因为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

’说着，便长长地叹着气。

我安慰着他说，‘你还年轻，又懂得医学，以后会大有前途呢。

’可他还是很悲观，说，‘有啥前途？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能当上排长连长，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

’

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人家是真正的英雄，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而且是打了胜仗，为国家立了大功，争了大光。

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

我问他以后咋办。

他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

’

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到了十月下旬，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

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进到了烈士陵园，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

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个人，牺牲了25人，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

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37岁。

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他们只有17岁。

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

在这些烈士中，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

我也被记为二等功。

到了李国桢的墓地前，我感慨万千：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

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两人抱头大哭。

哭过一会，我对着墓碑说，‘李排长啊，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对不起呀！

‘

这次托里之行，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

当天晚上，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不让我在部队干了。

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前程远大，我不能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

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是要你妈，还是要你的前程？’

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也想了很多。

突然间，我对到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这到底有啥意思？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人都不在了，还会考虑什么前程？

我很快又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随后不久，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

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

说到塔斯堤哨所，没啥人知道，可要是说到‘小白杨’哨所，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的那个哨所。

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