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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4页）

长幼之序，礼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局，若容让皇帝这么搞，天下大乱，一切无从收拾。

因此，太后、群臣以及舆论的抵制，也格外坚决，令万历完全孤立。

僵持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太后大发雷霆，下了死命令，万历抵挡不住，才于十五日这天颁诏宣布立朱常洛为太子，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藩邸洛阳，若干年后，李自成攻下洛阳，朱常洵惨死于此）。

终于被立为太子的朱常洛，时年十九。

可以说，从出生以来，童年、少年、青年这三大人生阶段，他都是在父亲不加掩饰的排拒、打压与冷眼中度过的。

“父亲”

一词，唤不起他丝毫暖意和亲近之感。

他终日提心吊胆地生活，养成一副极端懦弱、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性格。

迫于礼制，万历不得不加封恭妃为贵妃，却不曾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

十三岁前，朱常洛尚与母亲住在一起，后迁移迎禧宫，从此母子“暌隔”

，不得相见。

恭妃幽居，极度抑郁，竟至失明。

煎熬至万历三十九年④，抱病而终。

病重期间，朱常洛想看望母亲，好不容易开恩准许，到了宫前，却大门紧闭，寂然无人，朱常洛自己临时找来钥匙，才进入这座冷宫。

母子相见，抱头大哭。

恭妃摸索着儿子的衣裳，哭道：“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⑤这是她对朱常洛说的最后一句话。

《先拨志始》则叙为，朱常洛得到批准去看母亲，郑贵妃派人暗中尾随。

母子相见后，恭妃虽盲，却凭超常听觉发现盯梢者，只说了一句“郑家有人在此”

，就再不开口，直至逝去⑥———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儿子，不留把柄。

其情其景，思之甚惨。

皇家人情薄浅如此，所谓金枝玉叶，过的其实乃是非人的日子。

直到万历死掉为止，朱常洛没有一天能够昂首挺胸。

不但不能，反而不知哪天会突然大祸临头。

小灾小难不必细说了，单单搅得天昏地暗的大危机就发生过两次。

一次为万历二十六年至三十一年之间的“妖书案”

，此案错综复杂，牵扯人员甚广，简单说，与郑贵妃“易储之谋”

有关。

第二次是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四日的“梃击案”

，是日，一身份不明的男子，手执木棍，从天而降，闯入太子所居慈庆宫，逢人就打，场面一时混乱不堪，幸被制服。

汉子的来历、目标以及如何能够进入森严的宫禁，都是极大疑团。

审讯结果，又指向郑贵妃。

从古至今一致采用的掩盖真相的最好借口，就是宣布有关疑犯为疯癫（精神病患者），郑氏势力也迅速想到这一点，而万历皇帝则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解释。

两个事件当中，朱常洛全都忍气吞声，尤其“梃击”

一案，性质凶恶已极，但他察言观色，见父亲意在遮盖，遂违心帮着劝阻主张深究的大臣：“毋听流言，为不忠之臣，使本宫为不孝之子。”

⑦

表面上是皇太子，实际他地位之可怜，超乎想象。

万历病重已经半月，朱常洛作为皇太子却始终不被允许入内探视，到万历死的这一天（公元1620年8月18日，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还是没有机会见父亲一面。

《三朝野记》详细记载了这天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