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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清晨和街道其他管制分子轮流去打扫公厕。

每星期去居民委员会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接受居民小组的审查评议，决定是否可以摘去管制分子帽子。

在当时极左思想的指导下，参加评议的居民积极分子，有谁敢向被政府定了性的“反革命”

、“坏分子”

说句公道话，大家往往都以落井下石的义举，来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和积极性。

父亲不管是多么诚心诚意地加强自我改造，但直到1961年病逝，都没有选举权，也就是说直到死，他都不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有天，是星期六晚上，刚吃过晚饭，居委会治安主任仰婆婆来家，通知父亲去居委会开会，汇报情况。

居委会开会，我没有看过，想去看，母亲不准，说：

“有什么看头！”

但最后我和二姐还是悄悄跑了出去，躲在居委会门后，偷偷往里看：

只见父亲和一些管制分子，低着头，规规矩矩地站成一排，下面坐着十多个治安积极分子，除一、二个老头外，全是妇女。

一个中年妇指着一个管制分子骂道：

“你不老实！

前天早上我亲眼看见你把一块掉在街上的木块拾回家，还说没拾过。”

很多人附和着呼叫：

“说，拾过没有？”

被问的管制分子，头上冒着汗，低声说：

“拾过”

众人又喊：

“拿去做什么了”

管制分子声音更低说：

“当柴火烧了”

众人大骂：

“大声点，不许装疯卖傻！”

以后全是漫骂，和“是！”

“是！”

的回应声……

我不忍看下去，心里苦涩，没让泪水流出，拉着二姐说：

“走吧！”

二姐已经是泪流满面。

几天来，我们都不敢抬头见人。

初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回家后，母亲见父亲还没有回来，对我和二姐说：

“你俩去胥家路口看看，你爸上午就去胥家场用鸡公车帮人推豆饼，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快去看看，是不是推不动了！

帮他拉拉。”

以往，只要不读书，我和二姐都爱去帮父亲拉鸡公车，父亲在后面推，我俩赤着脚，用绳子，一头套住车头，一头跨在肩上，使劲地往前拉，父亲推起来就会感到很轻松，推得也快。

和父亲一起推鸡公车的大爷，把我们称为：

“两个小飞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