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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机制的开放心态和思维，表现在关系主导的民族特征在协调自由市场与政府管制上的深思熟虑和灵活，更表现在现行的政党政治制度在扬弃传统的家族政治制度后的责任感和限任制的结合。

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制度性崛起”

（2）

当然，中国市场化的任务依然是十分艰巨的，面对的经济形势也是严峻的。

现有的股市和楼市需要完善，同时，债市、汇市和期市（期权期货）也需迈开步子，金融机构的多元化仍待更加平等开放。

股市方面，上证指数虽然已从2007年的6000多点自行跌至2008年的1000多点，港股也从3万多点跌至1万多点。

张茵和杨惠妍等新富豪的财富市值已蒸发90％以上，黄光裕也因铤而走险而落入困境。

目前有的股票确实已具备投资价值，但股市的逻辑是：集体非理性往往要比个体偿还力来得更加持久，何况股权分置改革后“大小非解禁”

的问题仍压抑着市场。

股市中的保证金交易（融资）和卖空交易（融券）在试点后仍应谨慎放开，而2005年至2007年的疯狂爆炒对政府应对未来类似情形将是挑战。

巴菲特常引用他的老师格雷厄姆的话说，“股市在短期是非理性的投票机器，在长期则是理性的称重机器”

。

这无意中道出了民主投票的潜在偏执，但更重要的是说出了价值投资理念对政府调控股市的可参照性。

而价值投资理念宏观上以企业赢利水平、经济增长和利率为基础，微观上则以企业核心竞争力、可预期赢利增长、股本回报率、股价安全边际和用于参照的政府债券收益率和通货膨胀率为基础。

举例说，2000年2月，雅虎公司的股价是90美元（拆分前是360美元），如果按价值投资理念的15％的预期投资收益率算，雅虎的年赢利或年销售增长应达到63％才能维持该股价，这意味着2020年雅虎的销售应达到10万亿美元以上，即相当于假定以每年3％增长的美国GDP总额的64％。

换句话说，只要开两家雅虎，美国人别的几乎都不用干了。

这当然是再疯狂不过的（2008年2月，头脑发热的微软居然想以30多美元的高价收购雅虎，而利令智昏的雅虎竟然不卖，2008年12月雅虎股价只剩10美元）。

回头看看，2007年的中国股市，有多少公司的股价像雅虎当年的股价一样疯狂？无论如何，历史上西方各国政府对股市的过度放纵每每给一般股民带来灾难，在中国，仅仅告诉股民“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是远远不够的。

问题的核心依然是：“市场经济的行为者比监管机构更清楚并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的信条是否真的如此可靠？

楼市方面，上涨过快的房价在2008年已明显回落，但由于人口总量和需求的钢性，中国的房价不可能出现大滑坡。

较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资产证券化和杠杆化程度也限制了住房抵押信贷的风险，集中在商业银行身上的风险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问题是，亷租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之间的价格矛盾使楼市推动经济的作用复杂化了，这同扩大投资能提高就业和国民收入但也可能造成重复建设和产出过剩的矛盾是一致的。

类似的矛盾对投资推动经济的政策来说确实是个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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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中国的“制度性崛起”

（3）

楼市和债市中，证券化金融创新的推进要照顾具有较高储蓄率的国情，在向下责任制不明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不应有发行债券的权利。

金融工具本身无害，但关键出在适度使用和政府管制水平上。

汇市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人民币从贸易项目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逐渐放开。

但在这一点上，后进的发展中国家有理由根据历史情况采取策略性步骤，过激的自由化反倒可能是不理智的。

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发展到美元—黄金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美元本位的现有体制，未来的演变仍不明了。

只有国力真正强大后一国货币的自由兑换才有可靠的风险控制性。

而反过来，一个国家只有货币的自由可兑换，才能谈得上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经济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2008年9月，中国已持有585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9月份的增持达到创纪录的436亿美元。

这说明中国仍不得不依赖美国债市，因为欧洲日本风险可能更大，而中国又不能把外汇通通用于进口，哪怕是进口那些价格已经跌得很低的战略性原料物资。

另外，市场化的进程还应推到某些领域的价格控制、垄断行业的平等准入，以及国有企业纳税之外的利润和地租的上缴等方面。

对内开放同对外开放一样重要。

扩大内需方面，中国政府在扩大投资需求的作用上有制度上的天然优势，但真正的考验在于新国际环境下的投资效率，在于同时扩大消费需求方面扫除市场障碍，尤其是在质量安全和降低交易费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