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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2页）

在以上情形之下，国王被迫增加新税以支持海陆军，因之以对付新问题并且扩大行政范围，全国意见分歧。

很多的争执与不同的信仰至此集结在一处，也掀动了不同的情绪。

教会内外的纠纷，源于都铎王朝执行宗教改革后迄未成定局，只有使争端愈为尖锐化。

也就是说一切都已投入一个大熔炉里。

这样的情况不是上端有了变化，诸事即可解决。

当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突破。

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

当1689年威廉和玛丽，亦即荷兰的王子和英国公主出身的王妃同为国家最高主权人时，重新构造全国的工作已大致完成。

几十年来的混乱已使全国土地一般有了合理化的解决。

陶尼（Tawney）所说土地换主以打仗的方式完成，要比法庭告状来得省费。

一个实地上的测验来自1692年。

当日土地所有权已经过如是之进体化，是以新收土地税用不着包税人。

因为如此，新税以中央管制的办法征收，得款每200万镑，全部缴入财政部（Exchequer），此为前所未有，税收亦超过历年各项收入之总和。

自特权法庭被国会取消之后，习惯法法庭即以试验性质施用衡平原则作判案的一部分根据。

最初不过是承乏的办法，不久衡平法也造成成例，脱离了凡事都是临时的观感。

这两种法律的并合，已为日不远。

1689年贺尔特（John　Holt）为首席法官，他指示以后习惯法处置商人案件时概照商业习惯。

这对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极大影响，尤其是关于遗传典当、动产处置和不履行契约之赔偿等。

事实上奥伦治家的威廉对英国事物没有深厚的兴趣。

玛丽承继斯图亚特王朝之名，不过是个凡事依从的妻子。

他们可以被拥戴为国王与王后，无非表示下端的改组已大致安定。

这时，元首对国事缺乏成见反可视作一种长处。

有了这样的改组，国会至上至此成为事实。

私人财产权被确定，也成了新政权的施政逻辑。

内阁制和两党制出现已指日可待。

1693年的皇家矿法（Mines　Royal　Act）取消了国王自所有矿砂内提取金银的特权。

过去这规定阻碍着工矿的发展，新法案对新投资极有引导力。

次年再有英伦银行诞生。

新银行贷款于政府，使公债从此成为一种永久制度，国王个人再不对之负责。

事实上威廉与玛丽尚为这银行首一首二的股东，可见得公私之界线已划分明白。

有了这些举措，英国之现代化已具定型。

毫无疑义，国事之决策从兹可以用商业原则处理。

1689年的革命以“光荣”

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来的成果一并收纳。

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

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自此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亦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

自从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这国家经验到的信用膨胀有了现代尺度。

1702至1714年国家岁出由500万镑增至700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1300万积至3600万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