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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4页）

公元398年，拓跋氏又强迫迁徙高丽和慕容（也属鲜卑系）民众10万，以充实他们的京师（在今日山西大同），各人也配给耕牛农具。

413年开拓大宁时，拓跋魏皇帝亲自督导。

在京师附近，拓跋魏的领导阶层分为八部监督农业，其农场由国家经营。

404年的官方文件称：当时的八部已无原有种族的界限；而440年的诏令，更指定有耕牛之户口，须将牛供无牛之家户利用，政府尚且规定后者以劳力偿付前者的办法。

由此看来，如果其耕田人首先以国家农奴身份开始，不久即可逐渐取得小自耕农的身份。

有些拓跋领袖之可成为大地主，并非不可能；只是证据具在，他们没有将国家地产之大部据为己有，也未将大量人口擅自改作佃农。

事实上拓跋魏因能直接征税于农户，才逐渐将其统治权推及于一个广大的地区。

最初其朝廷派遣军官登记归附的人口，暂时收取布匹以代替正规之赋税；至公元426年才通令所有赋税全由州县官经手，其他的经理人众一律撤回。

若不是那些可能从中作梗的人物，例如汉人之家族缙绅的势力及少数民族间之王公大臣，均已被解除威权，此项直接征税办法不可能付之实施。

北魏5世纪的帝纪也记载着归附的户口，三千一处，五千三处，前后不绝。

很显然的，后汉末年以来地方分权的趋势至此已被扭转。

凡北魏不能以武力征服之处则从外加压力，使之归化。

拓跋朝廷又能外御其他游牧民族如蠕蠕（柔然）的侵犯，内具恤灾救荒的资源，凡此都增加其本身之威信。

然而前后看来，他们最初的决策：制造一个供应之基地，直接控制农业的劳动力，既残酷却又特出心裁，是其转换点。

迄至它本身崩溃之日，北魏朝廷所登记的纳税人户达500万户，更有人口2500万，这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可算作绝大的成功。

这异族入主的朝廷在5世纪末颁布了它最重要的法令。

所有官僚的薪给数额公布于公元484年，这表示着在此以前北魏的财政仍脱离不了地方分权。

同一通令也规定纳税以户计。

每户按其家产及口数，分别列入三等九则之内。

中等之户纳米20石，布2匹，附带生丝及丝织品。

事实上这只是一般标准，实际征收数额有很大的出入，纳税之户也未必与分炊的户数全部符合。

当日的文书即指出，有时50户登记为1户。

中央政府只要求最上三则的户口之所纳缴送京师，其他的定额由大略的估计而得，执行时有待地方官之机动。

这通令只表示从此以后管制加紧。

均田与府兵

一年之后，北魏又颁布其均田令。

其原则乃所有的田土为皇帝所有，各人只因钦许而有使用权：每一男丁15岁以上受田40亩，妇人减半，奴婢及丁牛又有附加，以上系供耕种米麦之用，老免及身没归还政府。

其他种植桑麻蔬果之田土另为一畴，可以继承且在限制之内得以买卖。

485年之均田令，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以后只有详细数目字的出入，其原则经后继各朝代所抄袭，下及隋唐，施行迄至8世纪下半期，连亘约300年。

同时北魏的民兵称为府兵制者，也成为以后各朝类似组织的初创规模。

不少读者看到上述诏令时通常会问起：以上的诏令所述，均田是一种限制还是一种保证？是一种希望之目标还是立即兑现的规则？其施行之程度如何？地方官是否动手分田，而将逾额数没收？即使是最具才能的历史家，也无法斩钉截铁毫无犹豫地回答。

我们仅能从侧面的资料，再依据猜想，才能回答这一类的问题。

基本上，任何有关全帝国之诏令只能广泛地措辞，当官僚将其在乡村间付诸实施的时候，文中一致的标准，通常要超过实际上能施行的程度。

当然，对皇帝的诏令，所有从事者必须尽其全力照办。

可是一项要求不能实际做到时，其数字可能遭到窜改，其条文可能因权宜解释而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