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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我已经迭次在各处发表，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这井不是说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

之境界。

作此书时我当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等基本资料，也仍借重过去写中国通史诸大师如钱穆，邓之诚、周谷城各先生的见解，更参考西方的次级资料。

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挂一漏万。

我自已了解现代中国的基点仍在晚明。

1960年间我曾在教书之余读过《明实录》一遍。

全书133册费时二年半，至今受益。

至于本书特出之处则来自《二十四史》内之《食货志》。

二十四史内有食货志12篇。

虽然内中繁简不同，作者的见解尤不能与今人相较，但其中6篇巳有西方及日本学者详细译注，构成了今日治经济史者最好的线索。

迄今我最大的困难仍是无法提供一种既适切而又不浮夸“参考书目”

。

如果要广泛的张罗则虽四书五经西洋经典著作都应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经》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简短则虽费正清与李约瑟的基本著作也应舍弃不提。

总之，既为一种大历史，又因综合归纳而成，则自作者束发受教以来所诵习之文件均有影响，旁及于文理哲学报纸杂志。

1980年我脱离教职，自此花了一段时间整理撰写修订此书之英文本。

当中若干资料不易压缩，曾使我一度踌躇，有如北魏亘北齐、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

也前后不同，“五胡十六国‘之种姓也极混乱，即南宋与金之和战亦是前后反复，我在稿中只介绍此为一种观念或一种现象，因为我自己曾经整理明末财政，知道很多技术上之变数在长期历史上之衍进无决定性之影响，不愿以之烦劳我的读者。

反之则袁绍一家父祖经历、黄巢行军路线，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与读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琐屑之处也代表一种罕有的现象，则又据实写出。

此中差异乃是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

有了这样的剪裁，我才能腾出篇幅介绍敦煌龙门石窟的外观与内景，又在记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闲叙至西湖景色并及”

白蛇传“。

我认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在综叙背景时我称唐末帝国带扩展性，明清帝国带收敛性。

虽然这线索摆在很多小故事之后，明眼人一看就看透了。

我刚将书寄往剑桥，不久之后就接李约瑟博士来函：“哎呀，”

他写着，“一切靠抽税而转移！”

最近香港行政局议员钱果丰博士（私人方面我们是世交）也在香港电台接受访问时推荐此书，提到盛唐之后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

可见得他们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识，所以一经说破，引起共鸣。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位书评者在报刊里写出：不论我写的历史是否谈及古今中外，我总在把中国写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

这个说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数年之前尼克松讲到他见毛泽东时，他恭维毛：“主席，你写了几本小册子，竟使整个中国改观。”

毛立即抗议：“我怎么能使中国改现，我不过使北京一二十里的地方，这边那里稍微扭转一下罢了！

毛泽东犹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国改变？况且历史从业员的工作只是报导已经发生的情事之前因后果，不及于筹划未来，事实倒是这样的：我刚将《中国大历史》整顿组织就绪，时值1981年间，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国领导人正在提倡“摸石头过河”

，关于他们改革的新闻，经常在美国报纸杂志里出现。

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像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

这种种条件不由我创意，而源于英国研究17世纪的专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他认为英国在光荣革命后进入这境界。

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个隐喻：有等于一只走兽蜕化而为飞禽。

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买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动，17世纪之前已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