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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3页）

所以，在那时，尽管披着民主革命外衣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的一些主张，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也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所以一直是比较倾向于与南京合作。

从另一个角度看，张学良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愿作外国人的奴仆，特别是父亲的惨死，使他亲眼看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险性；加之，国仇家恨的痛苦，使他刻骨铭心，时时不能忘怀，所以他决不作历史的罪人，而要象岳飞、文天祥等历代民族英雄那样，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乃决定换旗易帜，决不再有任何犹豫了。

不过，要迈出这一步，也是困难的，这一方面他必须首先统一内部，特别是领导集团的思想，做好团结部属、齐心协力的工作，并与南京政府随时保持联系；另方面，他也要注意运用比较灵活、机智的策略，与阴险狡诈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阻挠改旗易帜的行为作斗争。

东北易帜，从酝酿到完全实现，是从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０日开始，到１２月２９日完成的，历时７个月。

这一重要的政治行动，是张学良当机立断、亲自推行的。

过去谈到东北易帜，似乎认为仅仅发生在东三省，也是轻而易举完成的。

不对了，这项工作，实际是从张学良为贯彻息争主张，决定将奉军在关内占据的所有地区实行总退却，一律撤回东北时就开始了，他首先进行的是京、津、热河和滦东等地的易帜。

这其间，在局部地区虽然也还有磨擦，但到９月间都实现了易帜。

唯独东三省的易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中作梗，曾被迫一再延期。

本来，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南京政府早就提出了，后来又通过奉方在北京的代表于珍、邢士廉在返回沈阳后又向张学良作了转达。

南京因恐日久生变，是希望能尽早实施这一方案的。

但因那时日军兵临城下，形势咄咄逼人，日本新任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和关东军司令村冈频繁访张，向他说明田中内阁对东北局势的政见，要他不要易帜，而应“保境息民”

，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本将不负任何责任。

张学良审时度势，觉得不便冒然行事，原定７月２２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易帜的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

但张学良易帜的决心未变，只在等待时机了。

日本人象是听到了一些对他们不利的风声，唯恐张学良换旗，所以对他的威胁利诱也更加紧了，一会儿向他赠送一等旭日大勋章，一会儿又说如东北与南京结盟，日本将采取“积极行动”

。

真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灾多难的东北，局势又紧张起来。

为了稳住日本人，又不改变换旗的意向，张学良与穿梭般进出东北的各方面的使者相周旋，终于在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的情况下，于１９２８年年底，实现了改旗易帜，充分显示了张学良的机智、勇敢和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的信念。

关于这方面的激烈斗争，《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下面我们摘引几段，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东北易帜的内幕和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的决定作用。

那是张学良原定７月２１日换旗，因为日方极力阻挠，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威胁，张学良被迫宣布“保境息民”

，推迟换旗之后发生的事：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八月九日午前十时，张学良携秘书王家祯前往日本总领事署，对林权助（日本驻华公使）作礼节性的回访。

林权助直言不讳地对张学良宣称：

“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

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

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较为妥当。

不幸倘若东三省篾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

倘有不逞分子，尽可以武力弹压之可也。

日本愿出全力以相助焉。”

张学良对这种明确不误的武力威胁语言，作了委婉的答复。

他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

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

以余个人之力，固无为之何。

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

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