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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革命孤独2（第2页）

但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裡，司马相如看到新寡的卓文君，没有想到要遵守什麼体制礼教，只觉得她真是美，就写了〈凤求凰〉去歌颂她。

霎时，卓文君被打动了，发现她还可以再去追求生命裡最值得追求的爱，但也因此，她必须对抗她的父亲卓王孙。

卓王孙是四川有名的富豪，就算要改嫁女儿，也不可能让她嫁一个穷酸小子，所以他先是搬出礼教教训卓文君，并且警告她如果一意孤行，家產一毛都不会给她。

我们提到革命的孤独都会联想到政治，但真正困难的革命往往是道德的革命、礼教的革命。

我将卓文君视為一个革命者，就是因為她听到父亲的威胁后，当场与父亲决裂，和司马相如私奔。

最厉害的是私奔也不跑远，就在爸爸家门口当鑪卖酒，直是把爸爸气死了。

《史记》裡还写到：「相如身自着犊鼻禈」，「犊鼻禈」是有点像丁字裤的衣着，因為是卖酒的劳动阶级了，穿着当然不可能太漂亮。

卓文君所进行的革命，恐怕是比项羽、荆軻更难的。

我们看到男性的革命者总会以决绝的姿态出走，情绪非常悲壮，得到许多人的认

同；而女性的革命少了壮烈的气氛，却是加倍困难，因為綑绑在女性身上的枷锁远多於男性，当她要颠覆所有的礼教、道德加诸在她身上的束缚时，是一场伟大却不容易被理解的革命。

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真了不起，他為这个文化找到许多出口。

今日我们还在议论一个女人的贞洁，表示我们都不如两千年前的司马迁。

他没有用道德议论卓文君，他用真正自我的出走去歌颂这个敢做敢当的女子，至於「敢做敢当」是对或错，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

很多人说司马相如最后还不是变了心，而嘲讽卓文君「既知今日，何必当初」，可是我认為卓文君对她自己的选择清清楚楚，这就是一个革命者，而革命者不管承担的是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都无怨无悔。

那麼，為什麼革命者都是失败者？為什麼不把「革命者」这个角色给成功的人？因為成功的人走向现世和权力，在现世和权力中，他无法再保有梦想。

我观察当年在我家裡喝酒唱歌的朋友，当他变成政府高层之后，很多的考量都不再是出自於梦想，这个时候我们大概知道该和他保持一段距离了。

其实我对他有同情，我知道在权力当中，人不见得完全没有梦想，但他的梦想必须收敛，讲得好听一点，就是「务实」，讲得难听就是没有梦想了，也不再是诗人了，更不会再高声歌颂聂鲁达的诗。

完成美学的诗需要孤独感，可是现世的繁华难以保持孤独感。

所以我说「革命者」是现世的失败者，因為他们没有成功而保全了革命

的孤独。

自己无法控制的状态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古今中外许多令人怀念的革命者都是诗人。

我想这是因為诗人一直在追求激情，当他发现写诗不如革命激情时，他就去革命了。

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到好多这一类的人，屈原是一个例子，他的诗写得极好，〈九歌〉、〈离騷〉是用文字在写诗，当诗人的孤独发展到极致时则是用血泪写诗，所以屈原和托尔斯泰一样，写得最好的一首诗，是他在最后出走前的告别。

近代有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汪精卫，他在十七、八岁时，梦想着中国的改革，所以他去刺杀慈禧太后、刺杀五大臣，后来事洩被捕，在狱中写了一首诗，末两句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年轻的头就是要去革命，何必留在脖子上？何等豪气。

因為很多人欣赏他的诗，他被免除死刑，反而造成悲剧性的一生，他被释放出来后走向现实政治，与他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诗发生矛盾，他的革命孤独也因此破灭。

革命孤独其实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状态，比起当时同样怀抱着梦想的另一群人，林觉民、徐锡麟、秋瑾、陈天华、邹容‥‥被后人称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汪精卫恐怕真的会想「引刀成一快」吧！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去国父纪念馆看廊上的黑白老照片，当我看着那些照片时，我看到了青春。

他们大多是二十出头岁，生命就没有「后来」了。

虽然有时候生命有「后来」反而是更大的难堪。

我想，青春的美是在於你决定除了青春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了，也不管以后是不是继续活着，是一种孤注一掷的挥霍。

我在翻开早年的日记时，吓了一跳，我竟然曾经在生日当天写下：「我决定不要活过二十一岁，活过二十一岁是很可耻的。

」我在十几岁时写下这句话，可以说我后来都是「可耻」地活着。

年轻就是会有这样的梦想，相信青春逝去之后，就不会再有任何会让你动心的事情了，所以会有一种挥霍的心情，对於现实完全不在意。

所以秋瑾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都是相信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

我当时会把他们当作偶像，就是因為他们带给我一种青春揉杂着悲剧的感动，就像一首最美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