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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2页）

但是我们如果从宏观文化上看，在兵荒马乱的危局中真正把中国文脉强悍地接续下来的，是谁呢？

这是“三段论”

的第一段。

第二段，曹操的书记官阮瑀生了一个儿子叫阮籍，接过了文脉。

还算直接，却已有了悬崖峭壁般的“代沟”

。

比阮籍小十余岁的嵇康，再加上一些文士，通称为“魏晋名士”

。

其实，真正得脉者，只有阮籍、嵇康两人。

这是一个“后英雄时代”

的文脉旋涡。

史诗传奇结束，代之以恐怖腐败，文士们由离经之议、忧生之嗟而走向虚无避世。

生命边缘的挣扎和探询，使文化感悟告别正统，向着更危险、更深秘的角落释放。

奇人奇事，奇行奇癖，随处可见。

中国文化，看似主脉已散，却四方奔溢，气貌繁盛。

当然，繁盛的是气貌，而不是作品。

那时留下的重大作品不多，却为中国文人在血泊和奢侈间的人格自信，提供了众多模式。

阮籍、嵇康是同年死的。

在他们死后两年建立了西晋王朝，然后内忧外患，又是东晋，又是南北朝，说起来很费事。

只是远远看去，阮籍、嵇康的风骨是找不到了，在士族门阀的社会结构中，文人们玄风颇盛。

玄谈，向被诟病。

其实中国文学历来虽有写意、传神等风尚，却一直缺少形而上的超验感悟、终极冥思。

倘若借助于哲学，中国哲学也过于实在。

而且在汉代，道家、儒家又被轮番征用为朝廷主流教化，那就不能指望了。

因此，我们的这些玄谈文士们能把哲学拉到自己身上，尤其出入佛道之间，每个人都弄得像是从空而降的思想家似的，我总觉得利多于弊。

胡辩瞎谈的当然也有不少，但毕竟有几个是在玄思之中找到了自己，获得了个体文化的自立。

其中最好的例子要算东晋的王羲之了。

他写的《兰亭序》，大家只看他的书法，其实内容也可一读，是玄谈中比较干净、清新的一种。

我在为北大学生讲课时特地把它译述了一遍，让年轻人知道当时这些人在想什么。

学生们一听，都很喜欢。

王羲之写《兰亭序》是在公元三五三年，地点在浙江绍兴，那年他正好五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