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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

了。

等到我于1946年回国的时候，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

到了1949年，解放军终于开进了北京城。

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忽然接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来的信。

信开头就是：“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志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我当然记得的，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

他在信中告诉我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东方语文的人材。

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

我同意了。

于是有一段时间，东语系是全北大最大的系。

原来只有几个人的系，现在顿时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记得也就是在这之后不久，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

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

，所以用了“毛先生”

这一个词儿。

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到了1951年，我国政府派出了建国后第一个大型的出国代表团：赴印缅文化代表团。

乔木问我愿不愿参加，我当然非常愿意。

我研究印度古代文化，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

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良机，可以弥补这个缺憾了。

于是我畅游了印度和缅甸，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这当然要感谢乔木。

但是，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

两个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

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是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

解放初期，我曾请南乔木乔冠华给北大学生做过一次报告。

记得送他出来的时候，路上遇到艾思奇。

他们俩显然很熟识。

艾说：“你也到北大来老王卖瓜了！”

乔说：“只许你卖，就不许我卖吗？”

彼此哈哈大笑。

从此我就再没有同乔冠华打交道，同北乔木也过从甚少。

说句老实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

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

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

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