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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5页）

应当承认，他们许多人缺少枪支，但是这支部队又一次醒目地成为共产党的主力。

这时，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淡。

称张学良为“不抵抗将军”

的说法风行一时，敌对派系的军阀们推波助澜。

张学良本人认为这极不公平，因为难道不是蒋介石在日本首先发动进攻时明确指示他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吗？在沈阳事件后不久，两个人在河北保定的一列火车上会谈。

根据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蒋介石说：

“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

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

鲁丕（音译，可能是张学良一位朋友的笔名）在援引这些话时，补充道：“他的意思是：现在全国都在反对不抵抗政策，形势很严峻，他们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

张先生慷慨他说：‘我跳下去！

’”

为了治愈他吸毒的习惯，张学良在欧洲国家旅行了大约一年，当1934年春天回到中国时，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除了跳舞，喝酒和打高尔夫球的兴趣，他还具有了幽默感。

一位朋友问少帅对意大利的看法是什么，“很好，”

他说：

“每张桌上都是通心粉，每面墙上都是墨索里尼。”

他为什么回国呢？为了一件事。

福建事变引起轩然大波，他觉得他回国也许能为稳定局势提供点帮助，另一个原因是，东北军希望他回来。

官兵们日夜不宁，反日情绪使他们身心不安。

由于担心再次出现反叛，蒋介石也希望少帅回到他原来的职务上。

少帅一回国，蒋介石就任命他为河南、湖北和安徽的“剿共”

副总司令，这样他就直接接受委员长本人的指挥。

少帅很有理由反对日本。

日本人炸死了他的父亲，他自己也为把大片土地丢给日本而深感自责。

他的朋友和助手们也和他持同样的观点。

这些人中有w·H·端纳，他是一个澳大利亚记者，从1928年开始他就被聘为张学良的主要顾问。

这位通常被称为“中国的端纳”

的外国人强烈赞成中国民族团结以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

少帅的中国助手们发现，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建议是很难的。

相对于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些人毕竟是中国人，而且其中许多人还是同乡。

但是，在1934年底，张学良仍然效忠于蒋介石，他仍然执行委员长的命令，这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自己的观点。

到1935年冬天，张学良开始改弦更张。

当时，少帅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东北军和红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红军伤亡惨重，但东北军也一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