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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答应惩治反对“友邦”

的行为和言论——“友邦”

是对日本的委婉称呼。

12月，中国进一步蒙受耻辱，日本人把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并为“自治的”

中国地区，实际上，是将这些地区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进一步作了妥协。

在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他声称：“我们不应轻易地谈论牺牲，除非把我们逼到了不能不做出牺牲的最后关头。”

事实上，他在这里发出了一个温和的警告：中国准备做出的退让妥协是有限度的。

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长征到达陕西。

对于学生和那些反蒋的军人来说，反对日本入侵是争取力量的最好的口号。

但是更能鼓动人心的是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里，埃里克·周的左倾的同学们传播着红军长征中的英雄事迹。

这年秋天；他认识了黄敬。

黄敬是从青岛来到这个北方都市的（他使用俞启威这个化名），他后来在1949年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早些时候，黄敬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临时学生，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度过的，他在那里的学生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

黄敬是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青年组织的前身的早期发起组织者之一，他的宣传鼓动工作是很成功的。

12月初，当蒋介石的将军何应钦来到北平时，黄敬决定给他制造点麻烦。

五个月之前，正是这个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协定。

12月9日，一万名学生在北平示威，反对日本人。

对一些年长资深的人来说，它使人想到1919年的“五四”

运动，但是此次运动规模更为浩大。

在杭州和上海，在武汉、长沙和福州，另外一些学生举行示威或暴动，在全国各地各种“救国联合会”

纷纷成立。

“一二·九”

运动爆发了，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

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麻烦；而在组织这场运动的共产党人眼里，它是“人民革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若干年后，在关于“一二·九”

运动的一篇论文里（北京，1961年），作者说刘少奇把这次学生运动当作“中国历史上反动时代和革命时代分界的标志”

来加以称颂，并将其归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另一桩反叛事件出在蒋介石的家里。

1935年，他的大儿子蒋经国给他的母亲（当然蒋介石已经和她离婚很长时间了）写信，指责他父亲的政策。

他用这样一些欢欣鼓舞的话来表达在苏联的感受：“苏联是我们的祖国。

看到我的祖国苏联一直在各个领域内取得惊人成就，我感到光荣和欢欣。”

信的印戳是列宁格勒，蒋经国已经在苏联居住了十年。

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当蒋经国去苏联时，他只有十六岁。

虽然蒋介石已经转而反对共产党人，但这个情况还鲜为人知，他还经常被称为中国的“托洛茨基”

。

1925年，蒋介石刚刚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他的儿子到了广州，那时广州被称为“革命的麦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