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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5页）

他的这些结论也得到了后来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的赞同。

但是直到1944年罗斯福才答应蒋介石派美军增援延安。

对毛泽东而言，他在延安居住的13年是他取得辉煌成就的一段时期。

在这段时间里，他为新的、符合中国实情的共产主义体系打下了基础；并接见了许多重要的客人，包括记者和外交官。

毛泽东一生只出过两次国，分别是1949年12月和1957年访问莫斯科。

在接见外国记者期间，他详细询问了他们本国的政治和大事件。

所有这些访问的重点都是为了传达这样一条信息，即共产党和游击队形成了中国北部最有纪律、最有力的抗日力量。

这是一条很有分量的信息。

毛泽东在他自己的住所——延安高高耸立的一座山坡上凿出来的窑洞里接见了一些记者，霍格的朋友詹姆士·柏特莱姆就是其中一位。

柏特莱姆是新西兰人，他获得了罗得岛奖学金，得以在牛津求学。

后来成为伦敦时代周刊的副主编，又到中国做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在他的书中，他这样描述了对毛泽东的具有戏剧性的采访：“我们会在傍晚开始谈话，经常到深夜才结束。

桌上的蜡烛一根根熔化，在窑洞粗糙不平的顶上投下了奇特的影子。

房间里高高地堆起了急件公文盒，不时有电报消息送来，毛泽东就在回答问题的间隙批阅。”

霍格对他在延安所见所闻的热情也得到了他更年长的同事和访问延安的外交官的响应。

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后，美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谁失掉了中国？”

的辩论，而同情中共的记者詹姆士·柏特莱姆、埃德加·斯诺和杰克·贝尔登等人则被指责仅仅充当了共产主义事业的鼓吹者。

他们的确没有隐藏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厌恶和对共产党游击队的同情。

新闻媒体之所以会集体失败，是因为他们不懂装懂。

记者们想尽办法让读者、听众相信他们掌握了真实信息。

“我不知道这里发生的真实情况。”

是一句从来不会写出来或是播出来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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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陷落（6）

艾米莉·韩，《纽约客》杂志资深专栏作家，同时也是一位记者，1940年在中国近距离观察了外国记者团。

在她1944年出版的畅销书《我眼中的中国》中，她这样描述美国记者：

大多数记者对中国的共产党员了解得不比你们多。

他们四处听传言，想办法获得和他们见面的机会，然而成功的几率不大。

亲眼见到中国共产党内真实情况的机会比混入苏联内部的机会还小。

只要你住在重庆，你就可以经常采访周恩来。

这是他在那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