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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5页）

，把它们留给后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天空仍在回响着五十年前有识之士呼喊民主、自由和法制的声音，只是今天的民主理念和诉求更具有现代形态。

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理应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深刻反思历史，推动中国向民主化的方向更快地进步。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忏悔理性，中国的政治家们向来把忏悔看成耻辱，缺乏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勇气，他们决不肯向受害者道歉。

由此更显示出今天这个研讨会的意义，希望它对中国的历史反思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又见昨天》出版后，一位很有见地的女作家张抗抗写了一篇文章，她在文末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尤其让我们警觉：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她说得多么好啊，请允许我借用她的这段话结束我的发言。

谢谢各位。

（2007年6月29日在一次关于“中国当代

知识分子的命运研讨会”

上的发言）

失败的“剧本创作室”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也是一个唤起人们历史记忆和促使人们沉入历史反思的日子。

在这六十年中，我们经历了两个不同命运的三十年。

没有前一个三十年的灾难和痛苦，也就不会有第二个三十年的觉醒和进步。

因此，我们应该相信，历史的记忆往往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忘却则意味着倒退。

记得在1953年初，文化部决定成立一个剧本创作室，将所属的几个剧院的剧作家集中起来，加强对戏剧创作的领导。

这个创作室以原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为核心，再加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中央歌剧院和其他单位调来的几位创作干部。

戏剧学院创作室人员最多，力量最强，大多是从延安和老区来的党员作家，主要成员有：贺敬之、赵寻、蓝光、贾克、刘沧浪、鲁煤、乔羽、张篷、李悦之、王命夫、黄悌、李建庆、杨哲民等；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的成员则有李之华、路翎、汪明、李维时、杜高；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调来的是在延安写过儿童剧的范景宇、刘莎夫妇；中央歌剧院调来的是歌剧作家海啸和前辈作家安娥，再加上铁路文工团的胡丹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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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创作室包括了话剧作家、歌剧作家、儿童剧作家，也包括了延安来的老干部和国统区的剧作家，包括党员和非党人士；从年龄上，也可以说是老中青创作力量的组合。

那时田汉先生还担任着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副局长是周巍峙和光未然，而直接领导戏剧创作的，是光未然。

他是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又是老资格的党员，那时他还没有恢复使用张光年这个原名，所以我们都尊敬地称呼他“光未然同志”

。

记得在剧本创作室刚成立的一次会议上，他就对我们说：“周扬同志要我告诉大家，中央成立这个剧本创作室，就是要把作家组织起来，集中力量写出好剧本来，影响和带动全国的戏剧创作。”

1953年9月，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

那以后，文艺工作者协会就都改名为文艺家协会了，这是向苏联学的。

先是文学工作者协会改名中国作家协会，接着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就改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了。

原先归文化部艺术局领导的这个“剧本创作室”

，也就原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