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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我父亲因二姐去世来北京时，也在那里住。

那之后，我和三姐一起，随父亲回了趟新蔡老家。

不久，一达和我的工作分在了北京，我开始上下班了。

但在天津做领导工作的黄火青同志，想调一达到那儿去工作，我们就去天津了。

三姐和钟璞到前门火车站送我们上了火车。

我们到天津后，三姐曾提着一大坛子她自己做的江米酒，专门从北京跑去看我们。

她知道我特别喜欢吃江米酒。

过几年，组织上让我们出国工作，我们就把孩子留在了北京。

我那时已有四个孩子，最小的明明我带出国，三个大的，就由三姐做监护人，另外一个监护人是我的好友黄灼。

老大延风那时在北京七中念书，两个女儿，乔乔在芳草地小学，津津在外交部幼儿园，周末都要接送。

后来左莹、黄灼夫妇帮忙办理，把乔乔、津津都送进了育英学校。

平常周末，孩子们有时到黄灼家，有时回我三姐家。

寒暑假则都在我三姐家。

那时三姐家已经从清华搬到北大了。

钟璞有一次到芳草地小学接乔乔，赶上下雨，就叫了辆三轮车。

但是雨越下越大，白茫茫一片，没法儿走了，就拐到一个出租汽车站。

那儿只有几辆出租车，等了半天，终于等来一辆，钟璞才把乔乔接回北大。

暑假时，孩子们就在三姐家，跟三姐大女儿钟莲的孩子们一起，整天围着未名湖跑，满学校钻，一块儿玩儿得高兴。

津津那时小，不知为什么不爱看电影，一说要去看电影，就藏起来。

等其他孩子都走了，三姐就叫：“津津，都走啦，出来吧。”

津津才爬出来。

跟冯友兰在一起，三姐任载坤一直心很安静（3）

曾经师范毕业、当过学校校长的三姐，一生都贡献给家庭、贡献给丈夫冯友兰了。

三姐和大姐、二姐一样，都是“改组派”

，就是小时候缠过脚，但缠得不厉害，后来放了，看不出来。

她们都是有文化的女性。

三姐很有修养，无论对待任何事物，她都慢条斯理，从不大喊大叫。

她穿戴打扮起来，特别高雅，就像个贵妇人。

她很有工作能力，后来辅助丈夫，就不在外面做事了。

她把家里安排收拾得干干净净，有条有理。

抗战期间在云南西南联大时，生活艰辛，有些教授卖文卖字刻图章，我三姐就卖炸麻花，用这些办法来补贴家用。

解放以后我父亲来北京时，在清华乙所我三姐家住过。

1949年，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到乙所看我父亲。

有一次钟璞一个人在家时，周恩来来访。

钟璞当时对领导人没什么具体概念，外祖父不在，她就礼貌地请客人在客厅里坐等，她自己在里间跟同学说话，让人家等了半天。

维世一次从苏联回来，也住在乙所，周恩来带一些人来参观清华时，联系好让维世在校门口等他们。

维世带着钟璞，陪着他们在清华校园里走了一圈。

搬到北大后，三姐曾在北大校园里做燕南园等八大园居委会主任，坐着一辆三轮车全校跑。

谁家卫生不好，三姐就带一帮老太太帮助搞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