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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同时汉军对羌人出击的范围亦较小。

中国向西北域外之扩充，由受汉符节的大冒险家展开。

公元前139年，时属西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

。

虽说这目的并没有充分达到，但中国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

后汉则有班超，他是历史家班固之弟。

公元73年和公元102年，班超领着少数的随从去西域。

其人数最多时亦不过约1000名志愿人员。

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

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

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如是一波冲一浪，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

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25000人，有次竟号称7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

从长期的历史上看来，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献，超过他在政治上的成就。

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把持，可是通商的驼马队一经组织，它们的足迹长期在历史上留驻。

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器（如“胡瓜”

、“胡琴”

）等域外文明源源由西域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

同时帝国国力之所及，也已尽量的向边荒远处发展。

既然如此，为什么此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这问题不难解答。

中国自汉以来累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巩固。

这绝不是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补救的问题。

只因今日我们站在历史的后端，有了另外的1800年，包括西方的经验，才能对汉朝的覆亡，提出较为合适的解释。

后汉创业之主刘秀符合时下所谓“士绅阶级”

之称谓。

他虽出于帝裔，只因年代长久，他的家庭已和皇室疏远。

他的先祖也自王侯而郡守都尉，传到他的父亲已不过县令。

刘秀年轻时以长于农业上之经营著称。

他曾代他的叔父和地方官交涉，以索还佃家所欠田租；他也曾在青黄不接时贩卖谷米。

有了这样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属的身份，后汉的朝廷曾被称为豪族集团组成的政府。

这固然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以今日的眼光凭空武断的说他们一意维护士绅阶级之利益。

当时并无这样的法制，足以支持这类的政策，也缺乏意识形态的主张，可以鼓舞执事的官僚，参与这样的一种运动。

将私人财产权彻底明确的划出，并且给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现代西方所独创。

刘秀鼓吹天人合一观念

想对中国初期专制时代有更确切的了解，我们务必对后汉作更精细的观察。

虽说两百年的思想史无法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说明，但我们可以说“自然宗教‘（natural　religion）在汉代思想史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以后汉，更为明显。

它的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阴阳之交替既及于人事，也见于自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