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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大拿的迈尔斯城（第2页）

有时也会一切顺利。

我们会扮作牛仔，驯服野马。

我们在河边牧场上玩，距离斯蒂夫淹死的地方不远。

在一条流到安大略省南部、汇入索津河的无名小河边，我们既是马又是骑手，一边尖叫一边学马叫，既要扑腾蹄子，又要挥舞着树枝做的鞭子。

葬礼在我家举行。

斯蒂夫爸爸家没地方容纳那么多人。

我记得房间里挤挤挨挨的，不过不记得看到躺在棺材里的斯蒂夫，或者牧师，或者花圈。

我记得举着一朵花，一朵白水仙，想必出自什么人在室内催熟的盆栽，因为这会儿树林里连翘、延龄草或金盏花都还没开呢。

我和一群孩子站成一排，人手一朵水仙。

我们唱儿童赞美诗，有人在我们的钢琴上弹伴奏：“等主回来，快要回来，要收聚他珍宝。”

我穿着白色编织长袜，被它们弄得很痒，膝盖和脚踝处都皱巴巴的。

袜子黏在我腿上的感觉，与我记忆里的另一种感觉混在一起。

说来有点复杂。

它与我爸妈有关。

它涉及大人们，但主要是我爸妈。

我爸爸，也就是扛着斯蒂夫的尸体从河边走回来的人，以及我妈妈，她想必是操办这场葬礼的主力。

爸爸穿着他的深蓝色西装，妈妈穿棕色天鹅绒裙子，戴奶油色缎领。

他俩肩并肩站着，嘴巴随赞美诗开合，我站在儿童队列里，远远看着他们。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令人作呕的厌恶之情。

儿童有时会对大人产生一种突然的厌恶。

瞧那大个头，那粗胖体型，那种得意忘形的力量。

那呼吸，那粗皮糙肉，那些毛发，那可怕的分泌物。

不过我的感觉更糟。

而且随之而来的愤怒之情也谈不上尖锐，与自尊毫无关系。

与我终于可以弯腰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斯蒂夫·高雷的时候不同，这种感觉无法释怀。

它难以理解，也没法说清，尽管过了一阵，它淡化为一种沉重，又减弱为仅剩的一点余味，一种偶尔泛起的味道—一种微弱的、熟悉的疑虑。

大约二十年之后，1961年，我丈夫安德鲁和我买了一辆全新的汽车，我们的第一辆—也就是说，我俩的第一辆全新的车。

一辆莫里斯牛津车，牡蛎色（卖车的人对这颜色有个更动听的叫法）—一辆挺大的小车，有大量空间给我们和两个孩子，六岁的辛西娅和三岁半的梅格。

安德鲁拍了一张我站在车边的照片。

我穿着白裤子、黑色高领毛衣，戴着墨镜。

我慵懒地靠在车门上，侧着臀部，以便看起来苗条些。

“不错，”

安德鲁说，“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