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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全数奉还。”

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

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

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

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

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

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

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

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

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

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

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排的。

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念佛。

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

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

就这样子，母亲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

（四）定居台湾

母亲没有兄弟，只有姐妹，远房兄弟倒是有几个，其中有一家与我们较常来往。

大表哥留在大陆没有出来，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银河也没有出来，只有三表哥菊河到台湾，来台后改名为明良，现已过世。

母亲还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给一位丁姓“国大”

代表，也来到台湾，他们有几个子女现在也在台湾，但是我们很少来往。

姚琮与我们从来没来往，他也不是母亲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亲的兄弟，基于宋氏夫人的关系，他不可能在侍从室任职。

不过，私底下，宋氏夫人与我母亲两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台湾以后，母亲在台北住过一段时间，没有多久，就搬到桃园。

石家丈人在桃园开了一家大勤工厂，工厂旁边有一片眷区，在眷区边上有一块空地，大勤工厂的工人帮我们在那块空地上盖了一间小房子，总共花费十二万，石家丈人还说等我们搬走时再还我十二万。

原本他预备拨一栋房子给我，我没有接受，一方面离眷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愿意欠他人情。

母亲在桃园住了好几年。

一直等到我在台中盖了一栋小房子后，母亲才搬到台中。

那栋房子就在宜宁中学旁边，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盖的。

宜宁中学的总务科长是我们的远方亲戚，他经常照顾我母亲。

我买那块土地时，始终认为是与学校分开的，但是，学校行政上却把我的土地编在校产里面，后来这块土地我也不要了。

我办宜宁中学主要是兴学，不是用来赚钱的。

我是宜宁中学的创办人，刚开始我是董事长，后来哥哥为了静心小学的事情，要我离开，我就辞掉两所学校董事长的职务。

静心小学与宜宁中学两个董事会，事实上是同一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