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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说当年（第2页）

妻正巧回来，见桌上的一道“风景”

，说你打算拍卖么？

我说，什么话！

刚捧回家来，多少钱也不卖！

妻笑了，说好像你缺钱花的时候真能卖出个大价钱似的！

我便无话可说。

而“阿姨”

小芳此时走来细看了一会儿之后问：“叔，木头的吧？”

我说：“小芳，记住，这叫脱胎漆器！”

她就伸手摸，结果碰掉了一个杯尖儿。

我说：“你看你！”

妻说：“小芳，别碰他那玩意儿，你瞧他那样儿，不知自己在哪儿碰坏的呢！”

的确是我自己在飞机上碰坏的。

小芳又怯怯地问：“叔，往哪儿摆？”

我说：“当然都摆书架上！”

“天天都得擦么？”

问得我也愣了愣。

我一赌气将四个奖杯捧到阳台上，摆在杂物柜上……

在我自己的家里并无人为我的获奖喝彩。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外人面前总显得格外谦虚的缘故。

我是一个非常冷静的写小说的人，从一九八五年就开始非常冷静了。

如果有人竟指责我也曾张狂过，那肯定是胡说八道。

因为，早在一九八五年，从《世界之窗》上，我读到过一篇法国当代的一百项社会调查。

第七十九项使我知道——在法国这一个具有过世界意义的文学辉煌的国家，仅有百分之五的父母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作家，括号内五个阐明前提的字是——畅销书作家……

那一期《世界之窗》我仍保留着，只不过再也没翻过。

从那时起我就冷静地知道，小说在中国必会和在法国一样。

这不值得大惊小怪。

就目前而言，其实比在法国的境况要好得多！

我几乎曾对我的每一位同行讲到过法国那“第七十九项”

调查。

但是以后十几年来我仍孜孜不倦地写着，我的大多数同行们也是。

最近在北京某几所中学里的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学生和高中生的最大人生志愿是想当资本家。

想当作家的不足百分之一，而且多数是女生。

我的儿子倒并不想当资本家，但是也坚决地不想当作家。

不知为什么他想当一名烹饪大师。

对此我简直不知该如何表态，因为我更爱吃粗茶淡饭。

一天夜里我失眠，自己也不知是受一种什么心理的促使就走到了阳台上。

望着那一溜儿四个奖杯，我觉得我的目光肯定是既含情脉脉又愧疚种种，如同望着既难终成眷属又难移情别爱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