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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2页）

如果他知道他的死如今却给他敬爱的彭叔叔带来又一条罪状的话，他肯定不会瞑目于九泉之下的。

三、和侄女彭梅魁的来往关系。

彭德怀被红卫兵押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过着囚犯的生活，除了可以看报纸外，几乎和外界隔离起来了，身边连一个亲属也没有。

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得以和在北京工作的侄女见了一面，而所以让他和侄女来往，也是有原因的。

由于红卫兵抓彭德怀时用的是“闪电战”

，所以彭德怀离开成都时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带，他穿着在成都过冬时的衣服便上了火车。

春天来了，他没有衣服换季，加之这时皮肤病发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红肿的斑块，有的还溃烂化脓成疮，刺痒钻心，疼痛难忍。

卫戍区负责看管的人员这才问他：有什么亲人和朋友？彭德怀回答说：“在北京有侄女彭梅魁，此外无其它亲友。”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才给他送来一些生活必需品，与彭德怀见了一面。

以后虽有来往，但每次都需经看管人员同意，而且限制非常严。

时间不长，林彪、江青一伙的爪牙便多次让他交待：“你被捕到北京后，同彭梅魁有些什么勾当？”

这种提问使彭德怀意识到，他如今简直成了“瘟神”

，挨上谁就会给谁带来灾难，还是少牵累一些人吧。

于是，在以后和侄女的来往上，他都非常谨慎。

彭梅魁后来说到过这样一件事：一次她给伯伯送去一个牛皮纸的包裹，上面签着张春一（彭梅魁的爱人）的名字。

后来彭德怀退东西时，她又见到了这张牛皮纸，不过“张春一”

三个字都被彭总勾掉了。

后来给彭总送去的《马恩文选》上也有“张春一”

三个字，彭总又一次把这三个字划掉了。

还有一次，她接到“专案组”

的电话，让她去卫戍区一趟。

从卫戍区她收到了一封信、800元钱和一个布包裹。

信是彭总写的，内容是这样的：梅魁：我被捕后承你关照，从六七年起购置日用品和书籍，所费多少？我无法记清楚了。

最近由我拘押处某负责人给了八百元，作为偿还你的费用。

以后不再麻烦你了。

你也不要再挂念，以免妨碍工作。

现有一身蓝布冬棉服，（志愿军皮冬服均已破旧），另有两卷蓝斜纹布，你拿去除作为还你六八年替我作的制服外，再作一条棉裤。

彭德怀1973年7月11日彭梅魁看着伯伯写给自己类似绝交的书信，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这以后、彭德怀和侄女再也没有来往过，直到他已经死后的第二天，彭梅魁才得以最后一次见到伯父的遗体。

这便是彭德怀，一个丧失了自由，安危不能自主的人，却时时刻刻想着保护他人的安全。

应该说，彭德怀和彭梅魁的来往中是没有什么隐秘可谈的，如果说一定要有的话，那便是他在1969年4月6日写的“关于彭梅魁的来往问题”

的“交待”

材料中保留了这样一个秘密：在“1962年6月我写给毛主席和中央的那封长信，她看过没有？提过意见没有？”

的标题下，他写道：“我写给中央的那封长信，她没看过，她也不知道有此信。”

其实，这封信的珍贵手稿就放在梅魁的手中保存。

但这除了说明彭总斗争策略非常机巧外，能算作他的一条罪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