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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在武帝时代此项政策由治粟都尉领大农（粮食部长兼代财政部长）桑弘羊主持。

桑从商人出身，在此时兼替公家牟利，以筹措一部分收入，补足军费。

这办法一经他起用，以后在很多的朝代里，还一再的被仿效。

上述李悝的计算成为中国专制时代的一般准则，与长城同样恒久不灭。

其数目字可以因时期而不同，但是这公式与原则即罄历史家记忆也莫不如此。

在这种政策下，农民总是被迫去开发生田，一到耕地经营成熟，总是用精密之工作去增加生产。

所以中国农民虽不受庄园管制，享有理想上之自由，每家农户也是自耕农身份，也算得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

只是由于本地市场之窄狭，他们也经常受高利贷及各种盘剥之苦。

当政府收购或出卖粮食时，其业务非一班文学之士的官僚所能胜任，也缺乏适当之法律足以保障程序之圆满。

简而言之，政府经商涉及变动的数字，而农业之管制方式，则视一切为定型。

此中之缺乏协调，经常不断地在中国历史中产生悲剧。

当中得注意的是，以后有些朝代企图部分地使其财政商业化时，总遇到强烈的反抗，没有一次能有长久及圆满的结果。

以汉代来说，桑弘羊即死于非命，由此也可揣想，其规划无成功的希望。

中央集权的程度既已如是，中国之官僚对于佃农之出现不得不重视。

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

大凡地主一出现总有威胁这税收基层之趋势。

以上述例子看来，小自耕农亦无力再供应一个地主。

只是中国的作法通常忽视这全般情势，仍受中央集权的影响。

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

固然，只有均平主义而无经理上之纵深，在经济思想上不能算是圆满周到。

可是另一方面，既有全部集中筹谋之必要（如对付匈奴来犯），我们也不能指斥全部措施为“错误”

。

可以断言的则是，税收与土地占有有密切的关系，二者也需要与中枢行政配合。

如是之牵扯构成中国宏观历史中之一大固定特色。

武帝期间之征发，民不堪命是对以上情形而言，这已由司马迁和班固提及。

汉代尚赋予省级（郡）官僚相当的权力，他们可以选用手下的官僚，但是下端亲民之官，则始终缺乏封建体制里领主与封域的密切关系。

它的税收为土地上之收获的1／15（不及7％），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120钱。

再有兵役，可以令每个及龄壮丁赴前方征戍3日，或付代役金300钱。

对汉代国富而言，此税率不能算是极苛，但是征收时系全面的课予全民，不管农户是否仅有田5亩。

到了农村，税则全部有条理的执行。

武帝期间已有人指责，实付税数超过法定“数倍”

。

此中有一蹊跷，例如公元前108年皇帝巡视各地时，很多郡守因筹备供应不及而被责，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

可见得在后勤方面讲，上级已用最大的压力加予下级，不仅到头仍有不如意之处，而且理想与事实之间差距极大。

武帝去世后他的积极筹边政策已被放弃。

所幸不久之后匈奴也不能维持他们的团结。

中国方面于公元前72年再遣发远征军及于草原地带。

到了公元前55年，匈奴分裂为五部自相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