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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部 妖孽宫廷 第9章 为官之道（第4页）

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宣帝即位之前，往年漕运时，输谷四百万斛到京师需要动用关东漕卒六万人，耗费相当惊人。

因此耿寿昌建议就近购买三辅及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之谷，认为足以满足京师所需，且可将漕卒的员额减省一半;同时又奏请将海租（水产税）增加三倍。

尽管早在神爵元年时，赵充国就已有趁低价在金城郡多籴谷蓄的建议，但时隔七年之后耿寿昌才将之奏请实施，并将试行的范围由金城一郡扩大到整个北边，这就足以说明，汉朝这些年来积蓄的谷物已经丰富到了足够支撑这个庞大计划的地步;而谷价的长期低迷，则说明实施这一计划的内外部条件到这时已经完全成熟。

这两项条件的完备使得常平仓的设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义，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当的把握。

虽然御史大夫萧望之以“阴阳之感，物类相应，万事尽然“为由，又认定耿寿昌之举实乃“费钱二万万余，有动众之功，恐生旱气，民被其灾“，因而极力反对，宣帝则认为实施常平仓内外部条件都已完全成熟，不予采纳。

五凤四年的正月，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便在向宣帝奏请在边郡设立常平仓，以供给北部边防之需，减省转输漕运之费。

宣帝一一照准。

耿寿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畅达，他便又下令在边郡各地筑造谷仓，于谷价低时加价籴入、价高时则降价粜出，以平抑谷价，调剂各边郡的谷物供给，名曰“常平仓“。

常平仓的设立，是以国家的财力为后盾、以改变市场供应量的手段来达到稳定谷价，调节市场的目的。

这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中小农户的伤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能够维持边防的稳定。

百姓得其便利，国家也得以安定，一举而两得。

在对外关系上，刘询于本始二年曾联合乌孙大击匈奴，后袭破车师，平定西域。

趁匈奴内部分裂之机，与呼韩邪单于建立友好关系，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至五原塞上请求入朝，宣帝又得以完成武帝倾全国之力用兵而未竟的功业，使边境逐步宁息。

神爵元年，击败西羌，后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

神爵二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汉宣大帝即位第二年，大汉大发兵铁骑16万余，分五路攻打匈奴，这不仅是武帝更是两汉400年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骑兵出征，足见当时大汉军威何其鼎盛。

同时，派遣校尉常惠前往乌孙，节制乌孙骑兵5万余，与汉军东西并进，形成一个巨大的钳形攻势，夹击匈奴。

匈奴畏惧汉军，惊惶西逃恰遇乌孙兵，一场激战大败而归，常惠因此封为长罗侯。

第二年冬，匈奴羞愤，再袭乌孙，遇大雪，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乌孙、乌桓与丁令的乘势攻击，国人亡十分之三，畜亡十分之五，国力大为削弱也。

不久，汉军3千骑击匈，都能捕得几千匈人而还，匈奴亦不敢报复，而且更向往与汉和不是战了。

这次胜利实武帝以来，坚决执行联乌击匈政策结出的硕果。

汉宣帝神爵二年，统治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新任单于握衍朐鞮素有矛盾，关系不睦，带着数万人投降大汉，宣帝特派郑吉，发渠犁、龟兹诸国兵5万，前往迎降，一直护送至京师长安，路上有逃亡者，即斩杀。

日逐王后被封为归德侯。

这掀开了汉匈史新的一页。

汉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纵横万里的游牧风暴――匈奴帝国，全盛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与汉缠斗140余年，终于低下高昂之头，呼韩邪单于亲往帝都长安，俯首称臣做北藩。

魏相早年就研究《易经》，曾为郡中的卒史，后被举为贤良，因在对策之中得高第而被汉昭帝任为茂陵县令。

某日，一位桑弘羊的门客，冒充御史，住进茂陵传舍，而且态度蛮横，以县丞的迟拜见为由，捆绑县丞;魏相疑其有奸，将其收捕立案，查实确系冒充，即按律处以死刑。

一时县中震动，治安大定。

事后魏相被升为河南太守。

一上任即禁奸邪，整顿吏治，直令豪强畏惧、百姓称快。

丞相田千秋死后，其子任雒阳的武库令，见魏相治郡严厉，担心时间长了会受罪责，就自已辞去了官职。

魏相派手下的使掾追赶想喊他回来，终于不肯回来。

魏相自己遗憾地说:“大将军听到这个长官辞职，一定会认为我因为丞相死后而不能礼遇他的儿子。

也会使那些当世的权贵们责备我，危险啊!“

田千秋的儿子往西到了长安，大将军霍光果然因此责备魏相说:“幼君刚刚继位，认为函谷关是保卫京师的坚固之地，兵器库是精兵聚集的地方，所以任命丞相的弟弟做函谷关都尉，任命他的儿子做武库令。

现在河南太守不深切考虑国家大计，只是看到丞相死了就斥逐他的儿子，这是多么浅薄的举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