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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口旧事（第4页）

每逢去了抽烟的朋友，我总是手托着烟盘，侍立在旁边，以免火星飞到破烂的旧书上。

送给他一些书，是减去一些负担，也减去一些担惊受怕。

但他并不嫌弃这些东西，表示很高兴要。

在那时，我的命运尚未最后定论，书也还被认为是四旧之一，我上赶送别人几本，有时也会遭到拒绝。

所以我觉得刘确是个忠厚的人。

这就使我联想到另一个忠厚的人，刘纪的高小老师，名叫刘通庸。

抗日时我认识了他，教了一辈子书，读了一辈子进步的书，教出了许多革命有为的学生，本身朴实得像个农民，对人非常热情、坦率。

我在蠡县的时候，常常路过他的家，他那时已经患了神经方面的病症，我每次去看他，他总不在家，不是砍草拾粪，就是放羊去了。

他的书很多，堆放在东间炕头上，我每次去了，总要上炕去翻看一阵子，合适的就带走。

他的老伴，在西间纺线，知道是我，从来也不闻不问，只管干她的活。

五

既然到了安新，我就想到同口去看看，说实在话，我想去那里，并不是基于什么怀旧之情。

到了那里，也没有找过去的同事熟人，我知道很多人到外面工作去了。

我投宿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也是抗日战争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些关系的户，在生活上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照顾。

抗日期间，是统一战线政策，找房子住，也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房间、被褥、饮食，也方便些。

但这一次却因为我在《一别十年同口镇》这篇文章的结尾，说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其实也是那时党的政策，连同《安新游记》等篇，在同年冬季土地会议上，受到了批判。

这两篇文章，前者的结尾，后者的开头，后来结集出版时，都做过修改。

此次淮舟从报纸复制编入，一字未动，算是复其旧观。

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这是因为时过境迁，人的观点就随着改变了。

当时弄得那么严重，主要是因为我的家庭成分，赶上了时候，并非文字之过。

同时，山东师范学院，也发现了《冀中导报》上的批判文章，也函请他们复制寄来，以存历史实际。

我是老冀中，认识人也不少，那里的同志们，大体对我还算是客气的。

有时受批，那是因为我不知趣。

土改以后，我在深县工作半年，初去时还背着一点黑锅，但那时同志间，毕竟是宽容的，在我离开那里的时候，县委组织部长穆涛，给我的鉴定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这绝不是我造谣，穆涛还健在。

当然，我不能承担这么高的评语。

但我在战争年代，和群众相处，也确实还合得来。

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

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

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

在深县时，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都和我谈得来。

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

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

此外，因为我一向不是官儿，不担任具体职务，群众就会对我无所要求，也无所顾忌。

对他们来说，我就像山水花鸟画一样，无益也无害。

这样说个家长里短的，就很方便。

此外，为人处世，就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总结了。

对于领导我的人，我都是很尊重的，但又不愿多去接近；对于和文艺工作有些关系的人，虽不一定是领导，文化修养也不一定高，却有些实权，好摆点官架，并能承上启下，汇报情况的人，我却常常应付不得其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