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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4页）

的政策。

对此，原外交部长陈友仁于25日在上海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1932年2月1日。

＇后来的事实发展果如所言。

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在上海点燃战火，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决要求政府领导抗日。

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

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作报告，他说：“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因为日本对我所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

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

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这种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

＇《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铁道部官邪正式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对日主张，他说：“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

“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中国既有此理由，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

＇《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

4月10日，汪精卫在国难会议大会补充报告中说：“政府对于外交，决在一最低限度下办理，在最低限度以上，则纵国人不谅，但求问心无愧，亦当办理，否则无论如何，决不为暴力屈服。

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条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

＇《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

＇

对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具体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

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

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年版，第229页。

＇

在这里，汪精卫反复强调了以“最低限度”

为分界线的两面政策，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接受一种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最低限度如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

这就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付诸行动时，提供了极大的伸缩性。

在“一面抵抗”

时，汪精卫说：“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