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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左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列强和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于1935年11月五全大会以后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反共内战政策仍未放弃，直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民党才被迫改弦更张。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

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发动、坚持和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三个月灭亡中国。

“七·七”

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

“七·七”

事变后，国共两党又经过多次谈判，于9月得以正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

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至海外侨胞，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到处都燃烧着抗日的烽火。

特别是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其规模之广，时间之长，作用之伟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这次全民族抗战不同于第一次中日战争。

它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代进行的；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对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既有战略配合又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战争。

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和胜利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

，指望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单纯和敌人拼消耗，消极地以空间换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求得最后胜利。

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和效果。

在战略防御阶段，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

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顽强抗击，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

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8页。

＇导致半壁山河迅速沦丧。

尽管这佯，国民党正面战场仍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

在敌后战场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

的计划。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破坏敌战略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再无力举行战略进攻，中国也需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于是抗日战争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

客观上敌后战场就被推上了主战场的位置。

敌后战场军民不畏强敌，主动挑起了主战场的重担。

而国民党却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影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1939～1940年，日军在加强敌后战场兵力，重点进攻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加紧诱降活动，并通过军事进攻、战略轰炸、封锁沿海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步汪精卫的后尘，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危机。

此时，国民党一面对日军的进攻进行防御作战，一面与日本秘密交涉，并开始制造反共磨擦和反共事变。

面对当时的不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敌后战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向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

。

＇《毛泽东选集》（合订—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