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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忆回来了（第2页）

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

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

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

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

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

“文化大革命”

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

结束时，我高中毕业。

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

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

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

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

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

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

“滚出去！”

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腥和暴力。

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

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

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

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脏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

“谢天谢地！

原来只是一个梦。”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

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

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地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