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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3页）

副司令最后说：“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

⑤

上面讲的，是作者根据当时刘桂五所谈情况写的，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

当然，也有些说法讲的与此不完全相同。

如有的谈到刘桂五十二月十日是由张学良亲自带领着去见蒋的，张对蒋说，刘是我部下的一个团长，他是热河人，有爱国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说服不了他，请委员长直接教训教训。

经蒋回意，张即把刘带进蒋住室，令刘认清蒋的面貌，将来包围时如蒋逃走好便于捕获。

⑥还谈到，在派兵捉蒋之前的那次见蒋，是有些冒险的，“后来刘桂五到马占山东北挺进军时，亲自对我讲：副司令（指张）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

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吗？”

⑦是的，象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张学良胆子大，敢作敢为，这一点刘桂五没有说错。

其实，这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苦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光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不够，还要敢干，要有些想象力，“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勇敢。

你如果带着顾虑从事艺术，那是不行的，你去当小公务员好了。”

⑧这里所强调的不正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胆略吗？不难想象，假如张学良是个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和胆小怕事的人，他能会冒这样大的风险、去发动这场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吗？

是的，他有时重然诺，讲义气，易于动感情，甚至存在着轻信和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等弱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胆大心细而又非常机敏的。

报载：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任武汉行辕主任时，鄂西一带土匪为患，东北军一支部队前往剿匪。

有一次，他们消灭了一股土匪，并将匪首也活捉了，部队写了公文呈报张学良，准备将匪首处决。

呈文是无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这般巧事，别看此人多行不义，恶贯满盈，名字却还讲究，他也叫张学良，跟少帅同名同姓，一字不差！

张学良看罢呈文，似有不悦，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张学良”

的“良”

字的旁边加了一个“犭”

字旁，使其名字成为“张学狼”

⑨这改得多妙呀，而以眼前他引刘桂五见蒋这事来说，也是很大胆的，而他故意回避，让蒋与刘单独交谈，这固然是出于他对部下的信任，从另方面来看，他用合法手段，让自己的部下进入戒备森严的华清池，对暴戾、多疑的蒋介石作一次最后的“火力侦察”

，不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和别出心裁的安排吗？还有，也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在１２月１１日晚上，他和杨虎城还特地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尽量稳住他们，不也说明他很有心计吗？当然，那时蒋介石对他也抓得很紧，１２月１１日这天，从白天到晚上，蒋介石在华清池一直在开军事会议，会后又会餐。

杨虎城因为要宴请来陕的各方大员，未参加。

但张学良是一直呆在蒋身边的。

所以当晚新城大楼的宴会他迟到了。

他一面向宾客表示歉意，一面频频举杯敬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

那些聚集西安的军政大员，也都开怀畅饮，一个个都喝得醉眼朦胧，已有些飘飘然了。

这些志大才疏、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同样是一些主观唯心论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定心丸、鸿门宴，不会想到西安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

，这对他们来说，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既然紧跟蒋介石，不事抗日，专搞剿共，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警告一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且不谈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从他们本身来说，这场“虚惊”

也并没有什么坏处。

至于个别人企图逃跑，误中流弹而丧生，那是咎由自取，另当别论。

新城大楼的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即将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

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

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

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

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

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