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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我到上海是为了考中学。

父亲原本一个人在上海工作，我来了之后不久全家都迁移来了，从此，回故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已不大，故乡的意义也随之越来越淡，有时，淡得几乎看不见了。

摆脱故乡的第一步是摆脱方言。

余姚虽然离上海不远，但余姚话和上海话差别极大，我相信一个纯粹讲余姚话的人在上海街头一定步履维艰。

余姚话与它的西邻绍兴话、东邻宁波话也不一样，记得当时在乡下，从货郎、小贩那里听到几句带有绍兴口音或宁波口音的话，孩子们都笑弯了腰，一遍遍夸张地模仿和嘲笑着，嘲笑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不会讲话的人。

村里的老年人端然肃然地纠正着外乡人的发音，过后还边摇头边感叹，说外乡人就是笨。

这种语言观念，自从我踏上火车就渐渐消解。

因为我惊讶地发现，那些非常和蔼地与我交谈的大人们听我的话都很吃力，有时甚至要我在纸上写下来他们才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笑声中，我讲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到后来甚至不愿意与他们讲话了。

到了上海，几乎无法用语言与四周沟通，成天郁郁寡欢。

有一次大人把我带到一个亲戚家里去，那是一个拥有钢琴的富有家庭，钢琴边坐着一个比我小三岁的男孩，照辈分我还该称呼他表舅舅。

我想同样是孩子，又是亲戚，该谈得起来了吧，他见到我也很高兴，友好地与我握手。

但是才说了几句，我能听懂他的上海话，他却听不懂我的余姚话，彼此扫兴，各玩各的了。

最伤心的是我上中学的第一天，老师不知怎么偏偏要我站起来回答问题。

我红着脸憋了好一会儿终于把满口的余姚话倾泻而出，我相信当时一定把老师和全班同学都搞糊涂了，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等我说完，憋住的是老师。

他不知所措的眼光在厚厚的眼镜片后一闪，终于转化出和善的笑意，说了声“很好，请坐”

。

这下轮到同学们发傻了，老师说了“很好”

？他们以为上了中学都该用这种奇怪的语言回答问题，全都慌了神。

幸亏当时十岁刚出头的孩子们都非常老实，同学们一下课就与我玩，从不打听我的语言渊源，我也就在玩耍中快速地学会了他们的口音。

仅仅一个月后，当另外一位老师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说出来的已经是一口十分纯正的上海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