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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4页）

在开封念书时，我课余参加演出了丁西林的话剧《压迫》，扮演房东太太。

1937年冬，我加入正在抗战的东北军所属一个剧团当演员，也曾演过《顺民》等几个抗战内容的独幕话剧。

那时，虽然我的戏剧知识很少，演得很一般，但我明确地开始追求话剧了。

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话剧才能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才具有革命性。

所以，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后，我直接就进入鲁艺学话剧了。

不料，虽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却从1939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初，一直从事延安的京剧工作，整整十年。

1。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

1938年冬，我父亲任芝铭亲自送我到延安参加革命。

孙维世建议我进入鲁艺。

我父亲知道他的外孙女孙维世走的是话剧、电影的路子，搞的是新事物，也知道鲁艺那时候不设戏曲课程，便同意维世的意见，让我考进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三期戏剧系学习，开始系统学习戏剧基本知识，学习话剧表演艺术。

那时，院长周扬给我们全院上大课，讲《艺术论》，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所有学生都来听。

那会儿没有礼堂，所有人都在院子里黄土地上坐着，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课。

周扬同志虽然是领导，但并不摆架子，见谁都打招呼，还好开个玩笑。

我在大家眼里是个小女孩，在他那儿也不例外。

1942年我离开鲁艺去了延安平剧院。

过一年再回去时，我已经结婚怀孕大腹便便了。

周扬同志看到我，笑说：“任均都要做母亲了啊？”

我不是他以前看到的女孩子了。

后来，　“*”

后期，他不挨整了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和王一达曾跟冯牧、戈扬、张梦庚等同志相约，去那儿看望他和他夫人苏灵扬。

我跟戈扬是60年代在东北相熟的。

她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辽宁，60年代初到省作协工作。

那时她上班的地方在张学良故居，我去她那儿时，见那房子很漂亮。

后来大家都回北京了。

80年代，我二儿子想调动工作时，单位不放，我跟戈扬说起，她去帮着问了，笑着跟我说：“这么好的干部，要是我也不放啊。”

她和冯牧给帮了忙。

一起去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周扬同志时，“*”

还没结束，但周扬和苏灵扬都很乐观，谈笑风生的。

后来大家说，周扬同志是“*”

前整人，“*”

中挨整，“*”

后大彻大悟了。

我相信，他的乐观积极来自他的大彻大悟。

一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我遇到周扬同志，他在等苏灵扬买东西。

他问我：“一达回北京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