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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2页）

在乌菲齐美术馆，我对波提切利的画作抱以理所当然的热情，带着年轻人的极端心态对大师反对的艺术家嗤之以鼻。

午饭过后要上意大利语课，其后再度外出参观各处的教堂，沿着亚诺河信步游荡，想入非非。

吃罢晚饭又去外面寻找奇遇，可我偏偏天真单纯，或者至少是胆怯害羞，反正每次回家都跟出去时一样贞洁无瑕。

那位房东太太，虽说她给了把钥匙，但每次只有听见我回来、把门闩插好，她才算长舒一口气，因为总害怕我忘了闩门。

接着，我又回到中世纪教皇派和对立的贵族党历史的故纸堆里，苦涩地意识到，浪漫时代的作家肯定不会是这等表现，不过我怀疑这些人里有谁能靠区区二十英镑在意大利过六个礼拜，而我却很喜欢这种稳重、勤勉的生活。

我已经读过《地狱》部分（有译本参考，但还是认真在词典上查阅了生词），开始跟厄西莉亚一道读《净界》。

当我们读到上面引述的段落时，她告诉我比婀是锡耶纳的一位上流女性，她丈夫怀疑她与人私通，由于害怕她家人的报复而不敢直接杀死她，便将她带到他在马雷马的城堡，确信那儿的有害蒸汽会代为实施这一诡计；但她迟迟没能死去，他急不可耐，最后把她从窗户扔了出去。

不知道厄西莉亚从哪儿得知的这些细节，我那本但丁里的注释就简略得多，但出于某种原因这个故事激发了我的想象，多年来一直在脑中翻来覆去，有时候接连两三天苦思冥想。

我经常独自重复那句诗：Sienamifè;disfecemiMaremma.（锡耶纳造了我，马雷马毁了我。

）不过，这只是我脑子里构思的众多题材之一，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

我自然把它看成是一个现代故事，可想不出当今世界哪里才是发生这种事情的合理背景，直到在中国完成了一次漫长的旅行，才找到故事的落脚点。

这是我唯一一部由一个故事而不是一个人物起笔的小说。

很难解释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关系，你无法凭空捏造出一个人物来。

在你想象他的那一刻，你必须将他置于某种环境之中，做着某件事情。

这样一来，人物以及至少他的基本行为似乎同时在想象中产生出来。

但眼下的情况是要用一个个人物去适应我逐步推展出的故事框架，他们都取材于我在不同场合早已相熟的一些人。

写这本书时我也遇到一个作者通常会遇到的麻烦。

一开始我让男女主人公姓雷恩，这是个很普通的姓氏，但没想到香港有姓这个的人。

他们提出控告，连载我小说的那家杂志用两百五十英镑解决了纠纷，我也把姓氏改为费恩。

接着，香港的助理辅政司觉得自己受了诽谤，威胁采取诉讼程序。

我很惊讶，因为在英格兰，我们可以把首相搬上舞台，或者让他成为某部小说中的人物，坎特伯雷大主教或者大法官也一样，而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连眉毛都不会动一下。

让我奇怪的是，一个只是临时担任如此微不足道职位的人竟会以为自己受到影射。

但为了省却麻烦，我把香港改成一个假想的殖民地“清延”[1]。

这一意外发生时书已经出版，只得召回售出的部分。

一些精明的书评人以种种借口拒不返还，目前这些书获得了书志学上的价值，我估计大约有六十本存世，成了收藏家们高价收购的藏品。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1]在后续所有版本中又改回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