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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2页）

命运和偶然形成了一组对立，在那里，心灵不停地想穿上仅仅由情感、生活和直觉所构成，且只能在那些被称作圣人的人最主观的宗教和艺术创造中获得清楚的表达的东西。

要想唤起活生生的生存的这种根基性的情感——它赋予历史图象一定的意义和内涵——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办法——因为“名称仅仅是一种声音和烟雾”

——莫过于再次引用我用作本书的题词的那几句歌德的诗句来标志其基本的内涵。

“在无尽之中，自我重复

终要万川归一。

无数拱顶

辐射交会，终为扶持

那巍峨的构型。

万物之川流，只眷恋生命

巨星和泥土。

任由一切孜孜不止

终要在上帝那里得永恒的安息。”

在历史之表面，是未被预知之物主宰着。

每一个别事件、决定和人格都充满它的标记。

没有人预先知道伊斯兰的风暴会在穆罕默德降临时来临，也没有人预先知道拿破仑会在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倒台时出现。

伟大人物的出现，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命运，全都是不可计算的。

没有人知道一种刚刚有力地开始的发展是会以直线的方式像罗马贵族阶层那样完成其历程，还是会像霍亨斯陶芬王朝或玛雅文化那样注定要衰落。

而且，即便是科学，它的命运与地球史内、甚至地球史外的每一动植物物种的命运完全是一样的，与地球本身和所有星体以及银河系的命运完全是一样的。

微不足道的奥古斯都创造了一个时代，伟大的提比略却没有发挥什么效力。

还有，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形式、教义和偶像、理论和发现的命运也都是这样。

在生成的旋涡中，一个要素仅仅当另一个要素变成了（而且常常是持续地和将要持续地成为）一种命运本身之时才会屈从于命运——一个要素当另一要素创造了命运时才会随同表面的波纹一起消失，这些是不应用任何的“为什么”

和“在哪里”

来解释的，它们的出现皆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

因而，奥古斯丁在某个深沉的时刻有关“时间”

的那句话对命运也是有效的——“如果没有人问我，我还知道时间是什么；若是要我向人解释它，我就不知道了。”

同样地，偶然和命运的最高伦理表现，也存在于西方基督教的“恩宠”

（Grace）观念中——经由耶稣神圣的死而获得的恩宠，使自由意志得以可能。

天性（原罪）和恩赐的极性——这一极性是情感或情感生活的一种投射，而不是博学的推理的一种精确化——包容着这一文化中每个真正重要的人的生存。

甚至对于新教徒和无神论者来说，这种极性也是隐蔽的，尽管可能是隐藏在科学的“进化”

观点之后（实际上，“进化论”

乃是这一极性的直接后裔），但它是每一自白和每一自传的基础；恰恰是由于缺乏古典人的构成，使得借由语言或思想的自白对于他根本是不可能的。

这正是伦勃朗的自画像的终极意义，亦是自巴赫到贝多芬的音乐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