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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意识形态及社会政治结构等各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和变化，而且这些因素也直接促进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交往。

从整体上看，汉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既是中国对外交通得以建立和扩大的基础，也是这一时期中西交往关系的根本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研究汉代的中西交往关系，十分必要从上述角度出发，对与这种交往有较大关系的几项主要经济事业及其发展，加以概括的说明。

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中西交通的发展

“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

［1］，它的状况对于中外交通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

先秦时期的小农经济，一向是将解决衣食问题作为根本内容，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

。

汉代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

统治者将农桑视为一切之本。

文帝刘恒呼吁“岁劝民种、树”

，景帝刘启则“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

。

“种”

即粮食生产，“树”

则专指桑蚕之业。

贾谊指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晁错提倡“粟米布帛”

，强调“务民于农桑”

［2］。

西汉中期，贤良文学也大力宣扬这种农桑为主的农业经济结构，即“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

，以为“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

［3］是保障社会安定、民生富足的基本国策。

正是由于农业得到大力的扶持和发展，汉代经济上升极快。

汉初的贫困凋敝之况（“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4］），仅几十年之间便有了“衣食滋殖”

［5］的改观。

文景治后，便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

［6］。

农业迅速发达，桑蚕随之兴盛，人民不仅安居乐业，而且有了剩余的产品以为交流的商品，渐渐地扩大和繁荣了以贸易交换为目的的交通业。

谷帛这两种农业的基本产品，本身就是可以经商致富的商品。

早在秦汉之交，楚汉战中，就有屯聚谷粮而发家的宣曲任氏。

据《汉书·冯唐传》载，当时边防的“军市”

已有一定规模。

高帝时代相陈豨部将“皆故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