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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4页）

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犯边

在16世纪的中期，大明帝国的雍容安静气氛被“倭寇”

犯境而打破。

倭寇在西方文件中称为“日本之海盗”

，他们以波浪式的行动在中国沿海骚扰。

按其实，他们的领袖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其队伍。

不过在作战方面讲，本地人效用浅。

其进攻的根据地在日本，所有的战法和装具全由日本人供应。

严格说来倭寇亦非海盗，他们从未在海上作战，只是登陆之后包围攻取城市。

明帝国因为组织上的特殊情形，务必保持一种与外间绝缘的状态。

倭寇之起与走私贸易有关，这样的不法活动业已进行一段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

中国向无海事法庭，当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参加这贸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声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势形成，这些人终为倭寇之头目。

当这些强人愈无忌惮地上陆修船，并且私出“传票”

，指令村民在他们“判案”

的程序中出“庭”

作证时，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风不可长。

这海上之威权虽说尚在新生状态，如不及时对付，迟早会向以农立国之朝代挑战。

可是问题愈严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点。

有的卫所早已在历史之中被疏忽遗忘，此时无从动员，临时募集的士兵则不愿战，也不知战法，更缺乏款项足以供非常状态之开销。

因之自公元1553年开始，倭寇流毒于东南沿海达20年之久。

只是坚持到最后终有想象力丰富之戚继光将之剿平。

他凭空创造了一支军队，从召募、训练、给予补充装备几乎全部从头做起。

他的军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着袍泽间密切的情谊。

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农村中招募而来，其选择之重点在于坚韧性而不在于灵活。

他给队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练，他要部队间生死与共，而以连坐法相胁迫。

士兵的饷给只比农业的工资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

从政治的角度看来，他的戚家军完全符合明朝之农村气息，并无优秀部队之形影。

军费之由来乃自现有各种税收内统添上一种“兵饷”

的附加税，所征收限于为倭寇侵扰的地区，只因为附加率低，收集时尚不发生太大的困难。

只是有些县份之内原有税额已近于最高限度，再经过此番之附加，则所有可以征收的税源至此用罄，以后再想增税，即无能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ltan　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士。

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

所幸俺答无农业基础，为他眼务的汉人，人数稀少。

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阵内，中国防区将领乘着这机会与俺答媾和，授之以顺义王的名号，允许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