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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3页）

、“规划指标就是钱”

。

话虽粗俗了些，却颇具穿透力。

这些年在许多地方，无数官员正是将内涵丰富的经营城市直截了当地理解为“经营土地”

。

对地方政府来说，经营土地的收益所得，比一年一度的税收预算表更有诱惑力：数额巨大，获取便利，几乎无需付出成本。

在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安排下，直接的土地买卖所产生的收益原本均属国家利益。

但广泛推行的土地储备制度，却使得在实际操作中各级政府成了事实上的土地供应商，这就为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地方政府化提供了合理的冲动与可能。

土地利益的最大化有两种路径：一是政府将手中的土地卖出更高的价钱，二是通过在土地之上的经营活动———主要就是房地产开发———实现再次增值。

两者可以说是彼此互动，唇亡齿寒。

利益的趋近性，自然就在城市土地经营中埋下了隐患。

这种隐患是现实存在的，对部分城市公民而言已经上演为灭顶之灾。

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邓府巷同庆里一翁姓中年男子在邓府巷拆迁办公室自焚。

由于可以推想的原因，一向以“勇敢”

而自傲的南京媒体对这一事件保持了集体沉默。

传播的极不充分，致使事件真相的一些细节至今仍混沌不清。

我们能够查找到的最真切的记录来自上海《东方早报》。

这份当时创刊仅一个多月的年轻媒体以“冷静的社会观察者”

的视角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不该被淡忘的历史残片———

【拆迁户述：断水停电　　连哄带骗】

当地居民们说，8月20日以后，野蛮拆迁就开始了。

因为有关部门要求在8月31日前完成这一片的拆迁任务，而到8月20日，还有二三十户人家没有搬走。

虽然从８月初开始，这一地区就断水停电，但希望得到更多拆迁补偿的不少拆迁户还是不肯搬走。

据翁的一位邻居讲，8月22日中午12时许，翁外出办事，有拆迁办工作人员前来找翁的妻子，希望她到拆迁办谈谈房子拆迁的问题。

翁妻离开房子以后，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小孩，拆迁得以“顺利”

实施。

也有邻居讲，翁和翁的妻子当日中午都不在家，拆迁办工作人员谎称拆迁一事已经和翁谈妥，将翁的父亲和小孩骗出房子，实施了拆迁。

翁返回后发现“家”

已剩断墙残瓦，愤怒得近乎失控的他遂赶到离家不到500米的拆迁办。

惨剧随后发生，大概时间是当天中午１时30分到３时之间。

在拆迁办公室里，翁点燃了打火机，共有７名在场的拆迁办工作人员受伤，一个叫谢彪的工作人员伤势较严重。

有居民说，翁本来想和拆迁办的一个负责人“同归于尽”

，被谢彪阻拦了。

而谢是拆迁办聘用的临时工，指挥过多起野蛮拆迁，每天的酬劳100元，“很厉害”

。

一位目击者说，虽然伤势最重，但翁是最后一个被抬出来的人。

翁自焚后第二天，邓府巷拆迁办为翁的家人安排了一套中套住房，作为拆迁过渡。

但翁的家人拒绝前往。

有知情人士透露，翁的烧伤面积达到97％，已于自焚当晚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