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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启示录的慰藉 街上的噪声和厨房里的谈话19912001（第2页）

我们都是在厨房里长大的，还有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和我们一起听加利奇[3]和奥库扎瓦[4]，熟知维索茨基[5]。

我们偷偷听BBC（英国广播公司），什么话题都敢聊：尖刻的抨击，生活的意义，普世的幸福。

我还记得一件有趣的事，那天我们坐在厨房里，一直聊到午夜，我们的女儿，当时她十二岁，就在一个小沙发上睡着了。

我们畅所欲言大声争吵，女儿在睡梦中也不断喊叫：“不要再谈政治啦！

总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斯大林……”

（笑）

没完没了地续茶，一杯接一杯的咖啡，还有伏特加。

七十年代我们喝的是古巴朗姆酒。

那时候所有的人都迷恋菲德尔·卡斯特罗，向往古巴革命！

还有切·格瓦拉式的贝雷帽，好莱坞明星般的帅哥！

唠叨无休无止，恐惧无处不在，担心有人在窃听我们，甚至隐约感觉正在被窃听。

交谈中一定会有人打趣地望望吊灯或者墙上的插座问道：“您还在听吗？少校同志！”

既有冒险的感觉，又有游戏的意味……我们甚至从这种虚假生活中获得了快感。

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与当局作对，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口袋里竖起中指……

——如今，贫困成了耻辱，甚至不健身也要羞愧……简单地说就是显得你不成功。

我属于打扫庭院和看门人那一类。

曾经有一种内心流亡的方式，就是只过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四周，不去管窗外的事情。

我妻子和我毕业于圣彼得堡（当时叫列宁格勒）大学哲学系，她找到了一份扫院子的工作，而我的工作是在锅炉房做司炉工。

连续工作一昼夜，然后两天在家轮休。

那时工程师挣一百三十卢布，而我在锅炉房挣九十卢布，就是说我情愿少得到四十卢布，以换取绝对的自由。

我们可以读书，读很多书。

我们有时间交谈。

我们认为自己在产生思想。

我们梦想着一场革命，但又害怕，怕等不到那一天。

那时候，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过着封闭的生活，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

我们都是“室内盆栽植物”

。

大家都在冥思苦想，就如后来才明白的那样，其实都是幻想和杜撰，关于西方世界、资本主义还有俄罗斯民族。

我们都在海市蜃楼中。

这样的俄罗斯，不管是书本里的还是我们厨房中的俄罗斯，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

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一切都在改革中结束了，资本主义猛烈袭来。

九十卢布变成了十个美元，这样根本活不下去，于是我们就从厨房走到了大街上，结果发现原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思想理念，这么多年，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夸夸其谈说空话罢了。

也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一帮完全另类的人，一帮年轻家伙，穿着深红色夹克，戴着金戒指，还有新的游戏规则：有钱，你就是个人；没有钱，你就啥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