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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我对傅聪有了些了解之后，我发觉他和他父亲傅雷都有一颗火热的爱国之心。

尽管当时无法发表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我还是以他为模特儿写成一万五千字的小说《爱国的“叛国者”

》，发表在《福建文学》杂志上。

《傅雷家书》由傅雷次子傅敏整理。

最初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因为傅雷是在上海出生并在上海工作的，而且傅敏有一位老同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愿意为此书的出版牵线搭桥。

意想不到，这么一本好书，竟遭上海人民出版社退稿！

那是因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当时的领导人“左”

的思想相当严重，总以为傅雷曾是右派分子，傅聪是“叛国分子”

，出版这么一本由右派分子写给“叛国分子”

的家书集，不妥……

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得知，马上“抢”

走了书稿。

《傅雷家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之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印了一版又一版。

这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才后悔莫及！

由于《傅雷家书》的大量印行，1983年8月，当时任上海《萌芽》杂志编辑的作家赵丽宏，约我写关于傅聪的报告文学。

我一口答应下来。

然而，当时傅聪远在英国伦敦，无法直接采访。

我只得在上海着手采访。

我访问了傅雷诸多亲友。

内中特别采访了傅雷家的老保姆周菊娣，因为傅雷夫妇晚年和周菊娣生活在一起。

我到上海江苏路傅雷故居采访的时候，意外地遭到“白眼”

：傅雷的房子是租的。

傅雷夫妇死后，房子已经住进另一家人家。

我进去采访的时候，一提到傅雷，住户马上不悦，不让我进去参观。

我好说歹说，才让我进去，匆匆看了一下，却不许我拍照。

后来我才明白，傅雷夫妇当年自杀于屋里。

后来搬进的这家，最初并不知道此事。

当他们知道之后，心中感到害怕，再也不许别人提及此事。

正因为这样，当我前去采访、拍照，理所当然，他们不予欢迎。

1983年9月14日，我应中央电视台之邀，飞往北京，编写电视系列片《小灵通》。

我借此机会，在北京进行采访。

在北京，我得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2月19日对傅聪问题作了明确的批示：

“应该欢迎这种特殊情况下出走者‘归队’。”

“要较充分地体现国家对这样一个艺术家的慈母心肠。”

胡耀邦的批示，更加坚定了我写好傅聪的信心。

在北京崇文门宾馆，我写出了报告文学《家书抵万金——傅雷与傅聪》。

最初是以傅聪第一人称写的，我以为这样读来有一种亲切感。

正巧赵丽宏也出差北京，他看了之后，认为写得很好，唯一的缺点是以傅聪第一人称来写，不妥。

我同意赵丽宏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