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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部分（第2页）

丘吉尔用了一句话，注定要变得同样著名：“一个接一个，这就是程序，这就是对希特勒帮了如此大忙的简单而阴暗的计划。”

正是在实施近期目标要筛约的原则过程中，希特勒的政治天才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拿破仑的敌人大部分是王朝，希特勒的敌人却是民主国家、选举区和造成舆论的群众，必须把他们的思想搞乱，加以麻醉，“愚弄下去”

。

他对这种政治艺术所作的主要贡献可以称为逐渐增加剂量的规则。

他在《我的奋斗》最有洞察力的一段中对此作了描写，而这一规则的关联性在西方各大国人民之中仅仅是很缓慢地才被认识到。

精明的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勒索永远都是尽可能分阶段进行的。

因此就可以预期一个失去所有骨气的民族——自愿屈从于对手威胁的每个民族都是这种情况——在面临任何这些压迫行动时，如果这些行动又是分开实行的，就不会有充分理由重新拿起武器。

消极地接受勒索的次数越多，在其他民族看来反抗就越没有道理，如果被征服的民族在经受长期压迫之后最后想要通过反叛来结束压迫的话。

而如果这个民族业已长期沉默地忍受苛刻得多的盘剥，那就尤其如此。

希特勒预测和利用的不仅是他的牺牲者的弱点，还有他们的长处，例如，英国政府坚持谋求欧洲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坚持到了极端的程度，以致容忍挑衅，实际上丧失立场，也不肯对加速另一次战争负责。

1934年流产的奥地利暴动，是错误估计了力量，那是希特勒在1938年以前唯一的引起了对手调动军队来反对的政变。

希特勒成就中并非最小的就是他成功地掩饰了这件事，还掩饰了一个月前德国国内的一场屠杀，这是就外国的舆论而言；除此之外，到1939年3月为止的这一时期是一系列完善地逐步取得的胜利，而且每一项胜利都逐一得到西方大国舆论界主流的认可和喝彩——1933年10月14日退出国际联盟和裁军会议；1934年1月26日签订波德条约，1935年1月13日举行萨尔公民投票；1935年3月10日宣布德国空军已经重新建成；1935年3月16日宣布恢复实行义务兵役制；1935年6月18日签订英德海军协定；1936年3月7日重新占领莱茵兰；1939年11月1日宣布成立罗马…柏林轴心；1936年11月18日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1936年11月25日同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公约；1938年3月18日同奥地利合并，以及1938年9月29日在慕尼黑第一次肢解捷克斯洛伐克。

“过去的一个时期”

，希特勒在1939年5月说，“已经很好地加以利用。

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是指向我们的目标的。”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究竟在哪一点上是其他大国应当协同加以抗争的呢？每一事件如就其是非曲直来进行争论，全可以看作是对凡尔赛的不公正部分予以纠正，或者看作是巩固反对共产主义的力量。

回溯历史，显然重新武装莱茵兰是分水岭，在那以后事件的发展就急转直下，不可遏止了。

但是在当时，鲍德温说，“我们没有其他的愿望，我们只是要保持沉着，保持镇静和继续设法使法国和德国都同我们友好。”

希特勒政治手腕的另一方面就是他巧妙地利用时机的艺术。

他用来推翻凡尔赛和约的一系列外交突然行动都照例选择在星期六，这时英国式周末意味着他主要潜在对手的政府机器要采取紧急行动是十分不便的。

比起利用他的敌人的社会惯例更为重要的，则是利用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成见。

1935年夏季．纳粹分子急切地等待着意大利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战争，盘算着这将为欧洲局势带来骚乱，他们可以从中获利：使他们得以重新占领莱茵兰。

西班牙内战则为夺取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了背景。

由于世界形势政治上的不稳定，发生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要求德国武装部队经常处于战备状态，以便（1）在任何时候可以应战，以及（2）能够在军事上利用可能出现的有利的政治机会。

1937年秋季，德国人看出，法国内战或者法英意之间地中海战争的爆发，将造成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机会。

“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佛朗哥获得百分之百的胜利并不理想，”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会议上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战争的继续和保持地中海的紧张局势。”

在慕尼黑之后，他已取得了欧洲的独霸权，上面的考虑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作出了方向的改变。

不过希特勒选择时机不仅是灵巧的机会主义。

这最终取决于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实力同变动着的欧洲力量均势的关系的判断。

1933年2月20日，他在一次工业家会议上的讲话中阐明了一条重要原则，如果我们想要把另一方彻底粉碎，首先必须把全部权力拿到手。

只要一个人权力仍在增长，这个人就不应该发起打击对手的斗争。

只有在一个人知道他已达到权力的顶峰，再也不向上发展了，他才应该进攻。

这个原则是联系到德国的政治斗争和即将举行的选举两件事制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