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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另一方面则有为太学生所支持的名士，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之斗争。

虽说以短视界看来，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

无疑的，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

当日之边疆完整无缺，及至局势不可收拾时，朝中无政策上之争执。

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穿通一气。

公元135年的诏令，让宦官之义子继承他们的头衔与家产，因此牵涉到各郡县之地产，只有使问题更为复杂。

指责宦官上下其手，不是没有根据的。

可是要说倘非如此原来已有合理合法的安排则与事实不符。

如果当初确有有效处理办法，则违法之处必已处理要当，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不致日后惊动朝廷。

事实上，号称公正严明之名士，也置已获赦免令的人犯于死刑；有些则惩罚对方，杀害其亲属与宾客。

在这样无视于法律的情况下，终于造成整个政体之瓦解。

公元189年两方之决战，宦官张让质问大将军问进：“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

当时何进与反宦官的名士站在一起。

张让之玩世不恭的态度我们不说，可是他这一句话却提出一段真理，仍不为当时人所洞悉。

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

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端也不会更为认真。

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

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汉代末年情形有如上述，其覆亡已不足为奇。

这朝代创始时循秦制而采取一种三分政权的体制。

丞相总揽百官，御史大夫管监察，大司马主军政。

以后名号间虽常更变（如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大司马为大将军大司马），其基本组织则不变。

可是公元2世纪末期，原来设官分职的观念已与事实上发生了很大的距离。

监察的职责已由一个次层的官僚称为“司隶校尉”

者担承。

此人具有现代国家内“反对党首领”

之形象。

随着西汉之传统习惯，大将军一职，总是由帝之舅父姻兄充当，亦即是官在外戚。

再因着霍光的一段穿插大将军大司马通声势，显赫到有废立权。

后汉中叶之后一连串地产生了好几个未成年的皇帝甚至婴儿皇帝，好像出于机遇，然则也是由于居大将军职者从中摆布。

宦官之弄权，有好几个原因。

他们是宫内参与机密之近臣，为皇帝手下不可或缺者。

要是皇帝未成年，则必为皇太后倚重。

有好几个有力量的宦官，树立了维护皇室的声名。

他们也有权指挥京军，后者就算大将军大司马也不一定能掌握摆布。

公元189年两方的主力冲突，把一切的做作全部放弃。

当公元184年，称为“黄巾贼”

的农民造反威胁国都洛阳时，何进以太后的异母弟之身份晋封大将军；他讨伐黄巾有功，更增加了他的威信。

日后他即与司隶校尉袁绍互通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