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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的觉醒（第2页）

与此同时，路一同志主编了《红星》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一篇论文，题为《现实主义文学论》。

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

其中引文太多了，王林同志当时看了，客气地讽刺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

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同志，却对这洋洋万言的“论文”

，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出现，非常满意，一再向朋友们推荐，并说：“我们冀中真有人才呀！”

这篇论文，现在也不容易找到了。

抗战刚刚胜利时，我在一家房东的窗台上翻了一次。

虽然没有什么个人的独特见解，但行文叙事之间，有一股现在想来是难得再有的热情和泼辣之力。

《红星》是一种政治性刊物，这篇文章提出“现实主义”

，有幸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游击战争”

等等当前革命口号，同时提示到广大的抗日军民面前。

不久，我在区党委的机关报《冀中导报》发表了《鲁迅论》，占了小报整整一版的篇幅。

青年时写文章，好立大题目，摆大架子，气宇轩昂，自有它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实的一方面。

后来逐渐知道扎实、委婉，但热力也有所消失。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我算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

那时冀中区成立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叫人民武装自卫会。

吕正操同志主持了成立大会，由史立德任主任，我当了宣传部长。

会后，我和几个同志到北线蠡县、高阳、河间去组织分会，和新提拔的在那些县里担任县政指导员的同志打交道。

这个会，我记得不久就为抗联所代替，七八月间，我就到设在深县的抗战学院去教书了。

这个学院由杨秀峰同志当院长，分民运、军事两院，共办了两期。

第一期，我在民运院教抗战文艺。

第二期，在军事院教中国近代革命史。

民运院差不多网罗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从高小生到大学教授。

它设在深县中学里，以军事训练为主，教员都称为“教官”

。

在操场，搭了一个大席棚，可容五百人。

横排一条条杉木，就是学生的座位。

中间竖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里讲课。

这样大的场面，我要大声喊叫，而一堂课是三个小时。

我没有讲义，每次上课前，写一个简单的提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