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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他们对已出版的论著，与作者一起进行校订和增删。

在编辑同志的鼓励下，沈伟光回京后，用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赶写了25万字的《理想战争》初稿。

在北戴河期间，他又对书稿再次作了修改，直至8月底交付出版社。

浙江大学党委对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非常重视，校党委书记张浚生担任丛书编委会主任，同时邀请新华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解放军报》高级编辑与本报记者作为编委会委员。

总参谋长傅全有为这套丛书作序，他在序言中写到：“沈伟光同志在地方工作，却能在军事战略研究领域做出有益的工作，是世界上较早研究信息战的专家，是我国信息战学科带头人，最先提出信息战、遏制信息战和理想战争等学术观点。

虽然他的研究还有可商榷之处，但他这种关心国防建设，勇于攀登军事战略研究高峰的精神，值得我们军队工作的同志，尤其是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学习。”

应该说，胡振是这套丛书的始作俑者。

我与胡振的相识很偶然。

1998年3月，他来参加北京“两会”

报道。

我在北京一家饭店请许多外地来京的朋友吃饭，当时人很多，摆了两大桌，他正好坐在我的边上，顺便将我公文包中几篇研究信息战的文章给他看。

在北京的10年中，只要有饭局，我总要拿些研究信息战的文章书藉分发给大家，宣传信息战理论。

朋友们说我是战争贩子，我说这是精神加餐。

现在看，我的朋友似车水马龙，大部分是吃饭朋友、利益朋友，真正能够成为挚友的都是与信息战理论有关的。

两年后的一天上午，我在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办公室接到杭州来的电话，这位自称为浙江日报记者的胡振要来京采访我。

说句胡振大哥不高兴的话，当时确实记不起他了。

2000年的初春，我们在和平门的宁波驻北京办事处再次见面。

这一次见面之后，便引出胡振报道中所说的一段学术佳话，至此胡振便成为我又一个最好的良师益友。

到了2002年，我的精力由写书转向编书。

四十而不惑，这句话应在我身上是最灵验了。

随着对战争研究的深入，深感个人智力和精力的局限，走向合作可能是一条出路。

2002年以后，我开始吸纳更多的战争研究爱好者一起工作，先是扶持一些年轻人，他们都是军事科学院在读的博士生和研士生，有的是我的网友，虽然他们很年轻，最小的年龄是1978年出生的，他们的书编起来有些困难。

正像毛主席说的，未来是青年人的。

我们要遏制战争，需要全社会，尤其需要年轻人的努力。

现在写书难，出书更难，要出赚钱的书难上加难。

再后来还与军事学术界李际军、刘亚洲、戴清民、李炳彦、乔良这样的大学问家进行合作。

由我和解玺璋、马亚西负责课题设置、统筹编辑和出版发行，他们来实施具体研究，这个过程非常愉快，实现了双赢。

2002年这一年，专著只出了1部：新华出版社1月出版了300千字《战争新思维——沈伟光文章集（三）》；而编著却有8部：新华出版社1月出版了150千字的《21世纪战争趋势》、150千字的《21世纪作战样式》、150千字的《21世纪作战指挥》、150千字的《21世纪武器装备》、150千字的《21世纪军事科技》、150千字的《21世纪军兵种》、150千字的《21世纪士兵》、150千字的《21世纪战场》。

2001年7月的一天上午，解玺璋给我来电话，说以后每年要搞《国防教育法》宣传教育日，应该编这么一套书，肯定有市场。

我说，好，马上组织。

当时我与解玺璋还不很熟，他是北京三大名记之一，很有思想，很有人格，独来独往，无党派人士，很难有人左右他。

我曾经九次请他吃饭，他都婉拒了。

后来我终于在北京贵宾楼三楼咖啡厅请他喝了一次茶，花了400多元人民币，那天我们谈得很投机。

《“信息战之父”

与＜新华词典＞较真》一文就是那天交流的成果。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把他当成自己不可多得的老师。

我深信他的判断力。

放下解玺璋的电话，我马上给马亚西通电话，当时他正在书市买书，他也说好。

马亚西是军事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