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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样的:两天前的《国土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有关君特·格拉斯[1]在柏林给学生演讲的报道。
那是一次鼓舞人心的、很有分量的演讲。
格拉斯首先谴责纳粹统治时期,接着就谴责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暴行和希特勒的种种罪行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把以色列和南非放在一起所做的比较。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费玛,”
茨维说,“这篇报道我读过。
我们前天还在一起讨论过呢。
快切入正题吧。
把你的问题解释给我听听。”
“我马上就要讲到这个了。”
费玛说,“但首先,你给我解释一件事情,茨维卡。
为什么这个格拉斯坚持把纳粹分子称作‘他们’?可是这些年来,你也好,我也好,只要写到军事占领、价值沦丧、占领地上的反抗,甚至是黎巴嫩战争,我们总是无一例外地使用‘我们’这样的代词。
格拉斯实际上还在纳粹国防军当过兵!
和另外一个人一样,这个人就是海因里希·伯尔[2]。
他每天早晨和其他人一样,都得行纳粹军礼,高喊‘哈依,希特勒!
’然而现在,他却称他们为‘他们’。
而我,作为一个从没有涉足黎巴嫩的人,一个从没有在占领地服过兵役、双手自然绝对比君特·格拉斯洁净的人,却常常说的是‘我们’、写的是‘我们’。
‘我们的罪过’。
甚至还有‘我们白流了的鲜血’。
这个‘我们’是什么?是从独立战争[3]遗留下来的东西吗?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帕尔马赫。
[4]这个‘我们’到底是谁呢?我和莱文杰拉比[5]吗?你和卡亨拉比[6]吗?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教授?也许你、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仿效格拉斯和伯尔的时候到了。
也许,从现在起,我们都应该无一例外地、自觉自愿地、铿锵有力地说:‘他们’。
你是怎么想的?”
“听着,”
茨维·克鲁泡特金疲惫地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
这就是给你的解答。”
“你疯了吗?”
费玛勃然大怒地插进来,“你能听见你这会儿在说些什么吗?你说,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一切’到底他妈的指什么?根据你的说法,那件在柏林已经结束了,但仍在耶路撒冷发生着的事,你讲清楚了,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教授?你正在做的是把我们和他们相提并论!
更有甚者,你言下之意是说德国人在道德上比我们优越,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而我们这些可怜的老傻瓜还在这里忙乎着。
你以为你是谁?乔治·斯坦纳[7]?大马士革电台?这恰恰是那种腐朽的比较,连格拉斯这位纳粹国防军的毕业生都对其加以强烈谴责并称之为煽动主义的!”
自驎费玛的激情耗尽了。
随之而来的是悲哀。
常常有那些倔强的孩子,他们对大人的劝告置之不理,结果就用螺丝刀弄伤了自己的手,费玛这时就用大人对这样的孩子说话的口吻对茨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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