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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有人似乎总觉得，“蒋介石国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的对象，如果肯定张学良的易帜是进步的话，好象理不直、气不壮。

其实，这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是阶级矛盾；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东北，则是民族矛盾。

我们不应该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列，更不应该置阶级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

否则的话，如果认为张学良归顺国民党政府，投靠蒋介石，是加强反动统治力量，不可赞扬，难道我们可以赞扬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吗？对于日本制造“九·一八”

事变和华北事变，难道我们可以支持汉奸的分裂活动吗？”

⑦

显然不能。

所以，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后所采取的重大的政治决策，将它称之为爱国主义行动决非溢美之词，而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张学良能做到这一步，能够力排众议、真正实现自己的主张，也并不容易。

那时，他不仅遇到日本人的粗暴干涉，而且在东北领导集团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斗争，令人震惊的“杨常事件”

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有人也许会说，东北易帜取得胜利后，天下并不太平，张学良本当团结部属，砺精图治，共保东北河山，以不负众望才对呀，为什么在换旗后不久，就突然处决了在东北领导集团当中举足轻重的杨宇霆和常荫槐呢？有人说，少帅刚刚主政，极需维护他的权威。

在此特殊历史条件下，张对野心很大的杨、常采取断然措施，消除隐患，从此事无掣肘，有利于巩固东北政权，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有人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他们有致死之忧，无该杀之罪，杨、常二人的被杀，主要是由于日本人的挑拨，张学良是中了敌人的反间计了；有的则认为，杨、常固然是有错误的，但处置的方式是不是过于严厉了？难道就不能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吗？实际，这一点张学良并不是没有想到，他曾耐心地等待过，也作过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

不过，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因为张学良被逼得要使用武力，就说明他们之间的隔阂与矛盾之深，同时也不仅仅是什么政见不同的问题，而实际“是当年东北统治者内部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很难避免的政变。

有的同志说，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与法制的结果，不免有些‘书生之见’。

翻开中外的历史，考察当今世界，有哪些政变是事先经过法律的程序呢？当时，张、杨的矛盾已势不两立，杨欲杀张的风闻，亦时有传说，杨之进逼，使张已达到了‘实难忍受’的地步，已远非法律程序所能解决的了。”

⑧当然，也有甚感惋惜的。

略谓：“如果杨‘退归乡里’或‘冥鸿海外’，或可免一死，但象杨宇霆这样贪恋权位、野心勃勃的人物，怎能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呢？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死我话。

’张之除杨，实出于不得已，如果不除杨，东北将政出多门，更加混乱，这是日本侵略者最欢迎的。”

⑨

这就清楚表明，张学良之杀杨不是偶然的。

说是杨专权跋扈也好，是权力之争也好，总之杨之所作所为已成为东北政权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和严重威胁，既是他要孤注一掷，张学良也不得不铤而走险了。

当然，也有不以为然的，如认为问题是存在的，但并不那么严重，主要是张学良多疑，或谓这是以私废公，公报私仇等；有的说是因为日本人的挑拨，还有的说是中了南京方面的反间计，因“张之杀杨，主要因为杨与白崇禧勾结，白要杨‘推翻张学良，取而代之’，蒋介石探知，密告张，要他‘先下手为强’。”

……

这些说法，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不过，若只强调某一点，以偏概全，特别是忽略了促使张学良必欲除之的他的亲日问题，也是欠妥的。

至于说，还有的认为杨、常有能力，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样做，“使东北当局的对日对苏交涉失掉了樽俎折冲的人，东北外交完全委之于南京政府”

，导致了东三省的迅速沦丧，似乎是闯了大祸，这就更未免言过其实了。

对杨、常事件究竟应当怎么看？它的真相和内幕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个比较复杂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有必要再作些专门的研究、探讨。

而这，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的，且待另辟专题，详加评析。

……………………

①　引自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０日《文摘周报》卢瑞升的摘编文章，原作发表于《文化周报》，作者：王海、连义。